中国和朝鲜半岛关于箕子朝鲜的文献资料(9)

2017-08-02 12:5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在陈寿(233—297年)的《三国志·濊》中载有一段可以与《魏略》互补的史料：“昔箕子既适朝鲜，作八条之教以教之，无门户之闭而民不为盗。其后四十余世，朝鲜侯准僭号称王。”由于鱼豢的生卒年难于稽考，所以不能确知《三国志》与《魏略》的成书孰先孰后，但二者关于箕氏朝鲜的记事使相关史事脉落大体清晰。

　　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随着郡县的设置，中原王朝对朝鲜半岛的了解愈多，记载愈细。这种情况一方面体现了时代视野的开阔，另一方面则表明箕氏朝鲜曾经在史籍中缺失的记载在朝鲜半岛或以口耳相传的模式流传着，或以简略的方式被记载下来，至汉郡设立，相关的史事为中原士人所接受并熟知，进而逐渐见载于司马迁之后的史家载籍之中。

　　三、朝鲜半岛典籍中之“箕子”与“箕氏朝鲜”的文本历史

　　朝鲜半岛是汉字文化圈的一个重要组成。由于迟至1444年，在朝鲜王朝世宗颁布《训民正音》之后，朝鲜才开始有了自己的民族文字——谚文，并与汉字一起使用。所以，此前的文献典籍多用汉字书写。事实上，彼时东亚虽然同“文”，但“语”却并不同，在交往中，有时靠翻译，比如新罗有专门的“译语”；有时则靠“笔谈”，据日本圆仁(793―864)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日本人到中原王朝之初，语言不通，交流多是“笔言述慰”、“笔言通情”，不过，朝鲜半岛人士在中原的交流大体是畅通的。比如，李朝的崔溥（1454―1504年）在意外漂流到明朝境内之后，双方的汉语交流丝毫没有障碍，而且，崔溥之世，谚文已经形成系统并在社会上推行，可是，崔溥5万言的《漂海录》却是其在辗转回至朝鲜之后用汉语写成的，标明朝鲜的汉化程度之深。而箕子以及箕氏朝鲜相关的记事，在朝鲜半岛的历史文本中也是成系统的。我们试作如下梳理：

　　（一）《三国史记》中的箕子及箕氏朝鲜记事

　　《三国史记》由高丽朝大臣金富轼(1075-1151)所撰修，是朝鲜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也是存留至今有关朝鲜半岛古史的最为系统的文献史料。对于箕子与箕氏朝鲜，金富轼有如下几条记载：

　　记载1：海东有国家久矣。自箕子受封于周室，卫满僭号于汉初，年代绵邈，文字疏略，固莫得而详焉。

　　这里以“海东”作为地理区间，而海东，即渤海之东，无疑即是朝鲜半岛的所在。事实上，《三国史记》在金富轼的基本定义之中并不是“朝鲜三国”，或“高丽三国”，而是“海东三国”，说明金富轼的“朝鲜半岛观”并不是以已经统和成一体的高丽为参照物而言的，而是以“海东”这样的区域方位而言的。并且，将受封于周室的“箕子”政权与僭号于汉初的“卫氏”政权同列于“海东有国家”的历史之列，说明金富轼对于箕氏朝鲜是持肯定态度的。之所以箕子与卫氏朝鲜史迹不甚清晰，概因“年代绵邈，文字疏略”之故。

　　记载2：（婴阳王）十八年初，炀帝之幸启民帐也，我使者在启民所，启民不敢隐，与之见帝。黄门侍郎裴矩说帝曰：“高句丽本箕子所封之地，汉晋皆为郡县，今乃不臣，别为异域。先帝欲征之久矣。但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可不取，使冠带之境，遂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亲见启民举国从化，可因其恐惧，胁使入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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