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朝鲜半岛关于箕子朝鲜的文献资料(7)

　　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

　　引文为我们提供了三方面的信息。一是，在先秦，史官除负责修史之外，还有一项重要职责，就是掌管文献。对此，他史之中也有记载。《史记》云，老子曾经是“周守藏室之史也”；据《周礼》载，“大史掌建邦之六典”、“小史掌邦国之志”；又，《左传》载:“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二是，史官对于所司掌的图法——太史所掌管的国家各种文献档案——在乱世之中常常私自携带出投新君；三是，夏、商之末，太史“载”所典图法出走，表明彼时的文献数量并不少。然而，到秦王三十四年，秦始皇在丞相李斯等人的建议下，“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雜燒之。”可知，秦始皇焚书所毁之书主要有三大类。一是秦记之外的全部史书，二是博士所掌握的《诗》、《书》，三是博士所掌握的百家著述。从三类书来看，史书的焚烧是最为彻底的，秦以外的全部史书毁于一旦，而且，“史书”这一部分，都被史官所典于禁中，并未在民间有所流传，大体都是“孤本”，这也是我们迄今难以再见到相关的夏、商、周之“图法”的根源。而《诗》、《书》以及诸子著作虽然也遭到焚毁，但这二部分基本未有“根除”，一方面，有博士所掌之书成为例外；另一方面，自孔子创私学起，“六经”就一直是私塾中基本的教材，代代因循，耳熟能详。秦火之后，至汉兴，有一部分被凭记忆传写下来。同时，亦有一些人将私人所藏的经以及诸子著作用藏于墙壁中等方式保存下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方有“古文经”与“今文经”之别。

　　在所存留的“经”与诸子著作中，对箕子东走朝鲜一事没有太多线索，其原因有三：首先，所谓“六经皆史”，标明“史”是“经”之余，虽然有《尚书》、《春秋》这类具有“史”学因素的著作，不过，《尚书》是记事起于尧舜，迄于秦穆公的文献汇编，是记载“可以为世法者”的圣哲之言，意在说明“王道”之本，记述重点是夏、商、周统治者的部分谈话、讲演词、命令和宣言，虽也有追述早期历史的内容，但篇幅不大；《春秋》是孔子出于“拨乱世，反诸正”的目的而作，虽然形成“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的编撰体例，但因其过于简约（《春秋》记载自公元前722至前481年间二百四十二年史事，仅有一万五千字），同时又是以鲁国为记事中心，所以，见于记载的史事颇有局限。而诸子著作更是各有特色，并各有侧重和阐释中心。“人物”或“事件”的完整性在这一时期并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同时，彼时政权林立，社会动荡，令典籍撰述者的视域明显没来后来统一王朝时代那样开阔。所以，历史文本与叙述体系皆与汉代以后的范式有很大不同，这也是造成三代历史记载存在较大缺憾的主要原因。其次，彼时的信息没有达到相当畅通的程度。随着箕子离开周王畿渡海东走，其亦从周代士人的视野中消失，虽则在“十三祀来朝”，但其后复归半岛。在从朝鲜半岛由南部往北部的发展过程中，因山水相隔，直到后来其北界与燕相邻，对相关的史事复有所记忆，其他更多时候则与中原消息阻断，因而也就鲜有记载。再次，从《尚书·洪范》对箕子之“归”有含糊记载可知，周人对箕子东走不是无载，而是由于修史者关注角度的问题，没有太多涉及。因为“洪范篇”所强调的就是箕子所做之“洪范”的主要内容，对于修撰的背景不过是一语带过，未做太多铺叙。周人有“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意识，也就是说，无论箕子从自己的视野消失多久，始终都是“王臣”，所以，“走”后复来就只用一个“归”字轻描而过，而未惶细论恰恰表明箕子东走事件本身并未引起时人特别的关注。当时的天下概念，据《孟子·梁惠王上》载：“晋国，天下莫强焉”，可知，“天下”的范围远远超出一国。在先秦典籍中经常出现“来远人”、“柔远人”，“莅中国而抚四夷”、“不忘远”、“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等说法，“远人”、“四海”、“四夷”大体都是虚指，其“天下视野”可能大到虚化的程度。在这种认识体系之下，商周之际，对箕子及其族众的去来皆能坦然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