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朝鲜半岛关于箕子朝鲜的文献资料(4)

2017-08-02 12:50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佐证《尚书》的简单信息，在周克殷之后与武王访问箕子之间，尚有一个重要环节，即箕子走之朝鲜，与箕氏朝鲜受武王之封孰先孰后呢？笔者认为，从性格气节来看，作为忠君爱国的殷商大臣，在周朝建立之后，箕子为逃避中原国破嬗代的现实，采取了“出走”的办法。这和他当年在纣王时代宁可“被发佯狂为奴”亦不忍“彰君之恶”的作法异曲同工，符合人物的性格与思维逻辑。对于箕子而言，尽管周武王有知遇之恩，但是，毕竟亦有亡国之幽怨，故而在自由之后出走到周的辖区之外，这也符合箕子的为人原则与行事品格。所谓“不忍周之释”，恰表明了他不甘心殷朝灭亡的忠商思想，而从周朝出走则表现了“忠臣不事二主”的传统道德理念。分析箕子的处世哲学和道德理念，在二件大事上有比较明确的体现。其一，在对殷王谏而不听的情形之下，比干、微子、箕子三人由于各自的价值观不同，表现各异，比干为谏而死，微子去国离乡，箕子佯狂为奴。其二，对周政权的态度，箕子可同微子、伯夷、叔齐相比。在周灭殷之后，微子称臣于周，当周公平武庚之乱后，乃以微子统率殷族，封于宋，为宋国的始祖。[24]伯夷、叔齐为孤竹君二子，武王灭殷，他们宁可饿死于首阳山，也不愿食周粟。而箕子则选择远走他乡，另寻出路。由此，我们也可看出，箕子之国绝不会如学界曾言是建于辽西，因为辽西是周政权统治势力所及之地，早在“肃慎、燕、亳吾北土也。”并非“他乡”。但是，周武王在天下观的支撑下，随即封箕子于朝鲜。在此之前，周武王已经对微子、武庚进行了分封。

　　（三）《汉书》、《三国志》等史籍中的箕子和箕氏朝鲜文本

　　对箕氏朝鲜，班固（公元32—92年）主撰的《汉书》有载：

　　殷道衰，箕子去之朝鲜，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入为其家奴，女子为婢，俗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取无所雠，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

　　这段记载表明，箕子对于“朝鲜”文明起了重要的教化作用。实际上，来自于中原地区的殷人必然都或多或少地掌握了中原的文化和技能，他们在到达朝鲜半岛之后，皆尽其所能地将先进的“礼义田蚕”文明，因地制宜地“教”给当地的土著民族。同时，箕子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八条法律法规，并用此八条之教用口头的形式向社会上的人进行传达，进而流传下去。可以说，箕子东来，给朝鲜半岛的土著居民带来了强劲的文明之风。不过，彼时的这种“教”应该是一种口耳教育，因为文字知识的推广和普及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迄今也并没有任何的考古发掘证明殷代的甲骨文和青铜文化已到达了朝鲜半岛。但是，“礼仪田蚕”在半岛的存在，通过考古发掘是可以得到印证的。朝鲜半岛的稻谷以及诸如有段石锛、双孔半月石刀的东传，是与山东半岛上的东夷以及同东夷关系密切的殷人有不可分的关系的。一种新文化的传入，定然是通过教育手段才能实现的。

　　关于箕氏朝鲜，“魏时京兆鱼豢私撰”之《魏略》中有更为完整的记载，但《魏略》原本失传，在裴松之为《三国志》所做之注中较多地引用了《魏略》原文，故而，该书因《三国志》而得以大部分保存，近人张鹏一辑有《魏略辑本》。除关注魏国与汉末中原群雄逐鹿的历史之外，鱼豢对于周边政权的记载也很详细，所谓“殊方记载，最为翔实”，比如邪马台国、大秦国（罗马帝国）等。关于箕氏朝鲜，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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