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减租保佃政策(5)

　　陕甘宁边区及其各区域减租额的规定以年成情况、不同的土地肥力、不同的租佃形式为依据，密切联系实际，同时兼顾了农民和地主阶级的利益。这种结合年成情况以不同租佃形式为依据的减租方式在各区域得到有效推广，成绩显著。

　　一些连续几年歉收的地方，边区政府为照顾到年成与地区差异及土质之肥瘦，规定起减点，地主只收到少量租子。各区域政府通过合理细致地考察，综合考虑具体情况，灵活地制定减租率，使得佃农能交得起租，地主也能过活。不仅绥德分区，边区的很多区域在制定减租率时都以当地的土地好坏收成情况为依据，得到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如赤水县二区一乡15家佃户减免了一百四十二石零九升租子，平均每户减租九石四斗七升余后，大家生产情绪很高，在五天内佃户们就翻了1300多亩秋地，该乡任老九往年都不翻秋地，这次也把20亩秋地全部翻完。[7]255减租运动充分调动了佃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主动性，他们自愿地在土地上多投入资金劳动以提高劳动生产率。1943年减租中后期，边区原计划增产细粮8万石，实际达到16万石。其中春耕开荒97万余亩，产粮145000石，又部分改进作法多锄、多耕、多施肥等，增产约15000千石。[7]59这里就体现了马克思地租第二形态的内容，精耕细作(追加投资)较之前的粗放耕作(初次投资 )获得更高的生产收益。

　　四、结论与启示

　　(一)深入把握极差地租的内涵，发挥地租的经济潜力

　　实践证明，在农业生产中与农民收益有直接联系的是极差地租。其揭发的市场经济规律具有普遍适用性与实用性，恰当地发挥地租经济的潜力，对增加农民收益意义重大。在农业资本家与土地所有者所规定的租约期限内，连续的土地投资所取得的超额利润(不包括最后期限)，直接归农业资本家所有。可是往往在租期的最后阶段农业资本家是不愿意继续投资的，因为继续投资的增加收益将归土地所有者。但是，当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统一时，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和热情被激发，这种现象就会大量减少。我国农业生产中存在着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土地资源的稀缺性与不可再生性在客观上解释了地租存在于我国的合理性。[3]86以地租的形式有偿使用土地能够使个人、企业、社会在生产发展的过程中更加珍惜土地资源，衡量土地收益与成本之间的差额，提高土地利用的有效性。抗战时期的边区政府就颁布了涉及土地所有权、土地登记管理等方面的法令条例。如《陕甘宁边区土地所有权证条例》(1937年9月)、《陕甘宁边区租佃条例草案》(1942年12月)、《陕甘宁边区土地登记试行办法》(1943年9月)和《陕甘宁边区地权条例》(1945年3月)。土地条例对一切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土地行政及裁判等问题做了细致规定。地权条例则对边区地权的适用范围、地权的厘定、地权的变更等做了明确规定，明确规定佃农土地的所有权、使用权及其适用范围，有助于解决出租人与承租人租佃矛盾，有助于保护耕地，也有助于激发广大群众的劳动生产积极性。基于我国耕地资源缺乏的现实，加强保障农业耕地数量与质量成为必然。地方政府必须制定和完善提高耕地资源利用效率和保护耕地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保证政策执行的延续性彻底性;借助地租的各种形式达到全面盘活土地经营方式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目的，如2017的“三权分置”的提出、土地确权证书的颁布，就明晰了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地位和权能;另外，在经营方式和经营主体方面，推广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方式如农业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和专业合作社;培育新型职业农场主，鼓励科技化信息化作业。同时，也要强调节约保护有限的耕地资源，加强对耕地污染的监督，健全土地利用开发的事前事中事后全程监督体系，以租金及租金的变形形式(出租费、转包费、合租费等)约束土地经营主体的乱开发行为，对土地污染行为严加处罚，让我们有限的土地资源实现“健康”增值。

　　(二)以政策法规规定适当的地租，保障“三权”有效分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