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秩序均衡成因论

2018-03-15 14:0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抗战时期，中共领导下的新生政权扭转了民国初年的社会动荡局面，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均衡、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这与国统区民生凋敝、民不聊生形成了鲜明对比。全面分析并总结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均衡的成因，对当前维护农村稳定与发展、推进新农村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关键词]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均衡

　　雷小倩(1976―)，女，延安大学政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杜方远(1974―)，男，延安日报社记者，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共产党新闻思想。(陕西延安 716000)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以下简称边区)乡村社会秩序井然，经济发展，政通人和。这与国统区矛盾纠结并发、民生凋敝、社会秩序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边区乡村社会的这种美好景象，用社会学的概念来说，就叫“秩序均衡”。均衡的乡村秩序，意味着农民较少的越轨行为，特别是较少针对国家的不满与反抗行为;从整体方面讲，即意味着社会的有序而非无政府状态。[1](P209)

　　延安时期，边区乡村社会“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妓女，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吃摩擦饭，十没有发国难财”[2](P718)。作家阿光在作品中曾这样描述当时的边区乡村社会：“三八年的甘谷驿，是一座冷落的镇子。这次经过，一切都变了，集会的群众拥挤着，商店、小摊子满摆在街道的两旁，新的建筑物触目皆是，集会的老乡们，手中提的不是猪肉便是羊肉，不是洋布便是土布。消费合作社、饭铺增多了，在馆子里，人们拥挤着，他们带着微笑丰润的面孔，三五成群地到处议论着他们的丰衣足食、劳动和收成。”[3](P227) “这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区域内广大农民群众的日趋贫困与破产的情形比较起来，恰是一幅动人的对照。”[3](P55)

　　一、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是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得以均衡的前提

　　经济落后、赋税繁重和高利盘剥，是民国初年边区乡村社会失序的重要因素。清末民初时期，小农经济一统天下，工业几无发展，只有少数的手工业和家庭副业。大小地主和军阀对农民的压迫和盘剥也极为残酷。农民上缴的各种赋税高达80余种，且数额惊人，仅地租一项就占到农民年收入的50%左右，有的甚至达到70%～80%左右。军阀混战与盗匪打劫更令人们苦不堪言。人们被迫背井离乡，外出逃生，有的甚至落草为寇或武装反抗。“强者只有去当土匪，弱者只有坐以待毙，绝大多数民众是经常处在饥寒交迫的境地。”[3](P35) 1933年初，农民在贺家川发动了反抗烟苗的武装斗争，不久即转变为反对整个统治阶级的游击战争。[4](P9)

　　土地革命后，乡村社会失序的乱象仍普遍存在。典型的如二流子现象。二流子是旧社会的产物，其中一部分人来自剥削阶级，绝大部分来自下层社会。“他们被剥夺了生存条件而流离失所，无衣无食，为了生存，或以军阀或以土匪为依靠，欺善助恶，为害乡里。”[5]同时，新生政权在初创之际也不稳定，时常遭到地方军阀和国民党地方势力的破坏，乡村社会很难安宁和稳定。

　　抗战以来，边区乡村动荡的社会秩序得以扭转，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共坚持以经济发展来保障战争所需和改善民生，多“给”少“予”，让利于民，在低水平层面上保证了边区人民的衣食所需。这是构建均衡乡村秩序的关键所在。对此，我们可分两个阶段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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