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医学研究

　　摘要：抗战时期，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十分重视发展边区的医药事业。在医药工作者的努力下，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医疗条件和水平与抗战前相比有了明显的进步，特别是在医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关键词：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医学研究

　　抗战时期，为了改变陕甘宁边区缺医少药，医疗设施落后和群众卫生习惯较差的现状，边区的医药工作者从边区实际出发，在条件极其简陋的条件下，进行了大量的医学研究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医学研究取得的显著成绩，极大的改变了边区的医疗条件，提高了边区军民的健康水平。

　　一、调查研究地方病

　　抗战时期，边区流行着花柳病、柳拐子病、吐黄水病等地方病，对于这些病没有现成的药方，边区工作者为此开展了调查研究。1944年延安流行“吐黄水病”，患者吐黄水、腹泻，2-3小时到2-3日即死亡，对病因众说不一。中国医科大学教授媲田经过调查研究，最终得出初步结论：吐黄水病是由于大量摄取矽酸所致。矽酸的根源是土壤，在土房子内居住尤其是冬季因终日呼吸尘土飞扬的空气，故极易发病。并建议人们防止室内尘土飞扬以预防此病。砂眼病在边区十分普遍并难以治愈，给病人带来了极大痛苦。延安中国医科大学眼科室王国光等学者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建议用“砂眼颗粒移植术”治疗此病，通过在病者体内移植抗毒素来增强免疫力，从而达到治愈的目的，临床效果明显。对于南泥湾、槐树庄的柳拐子病、瘦瓜病的调查研究，受医疗设备和资料的限制，虽没有得到最终结果，但也努力查找相关资料，并报道国外医学界的最新解决方法。1945年2月7日，《解放日报》报道了曲正的《关于柳拐子病的一些参考资料》，希望对此病的研究有所帮助。此外，志丹还对喝柳根水导致不孕进行了研究。

　　二、用现代方法研究针灸

　　在“中西医结合”方针的指导下，边区医药科技工作者开始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医。和平医院鲁之俊大夫向中医任作田大夫学习针灸治疗，并以科学方法加以研究和临床试验。有20多名患者，多年宿疾，曾用西医各种方法医治无效，采用针灸则立奏奇效。针灸治疗的疾病有风湿、全身湿疹、半侧神经麻痹、急性肠炎、慢性肠炎、眼结膜炎以及妇科、小儿科、五官科等100多种病症。试验证明针灸有刺激血液循环、增加白血球，兴奋神经，增强新陈代谢等功效。朱琏也参加了针灸学的研究，经过3个月的临床试验，于1945年7月18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针灸研究的初步研究”的论文，引起了医学界的重视。抗战时期，针灸技术在边区的广泛应用，不仅缓解了边区药物困难的压力，同时也为后来针灸学的发展和中西医结合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极大地促进了边区医药科学技术的进步。

　　三、研制药品，试制医疗器材及代用品

　　陕甘宁边区盛产各种药材，其中用途较广的就有33种，这为边区研制新药提供了先决条件。延安自然科学院生物系在实际考察研究的基础将调查结果整理写成《陕甘宁边区药用植物志》，为边区资源有效地利用于医药卫生事业打下了基础。

　　抗战时期，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陕甘宁边区白手起家创办了光华制药厂、边区制药厂、八路军制药厂等，以当地出产的中草药为主要原料，研制生产出各种散、丸、丹、片、膏、配、精、素、剂药品，品种多达数百种。陕甘宁边区卫生材料厂仅1940半年多就制造药品60多种，经试用证明，特效药就有30余种。该厂出产的司砒罗、壮力神、散热灵、杀淋吞、痢疾能、防疫片及婴儿散等效力最大。同时该厂还能从中药中提炼酊剂及膏剂，并制有纱布、棉花、口罩、镊子、剪子、刀子等材料。八路军制药厂投产3个月就制成中西药40余种，包括有盐化钙、康福那心、鱼肝油等西药20余种，有止咳丸、红色补丸等中药10多种(尹桂田技师监制)。1940年，该厂用小米酿造了酒精，从芒硝中提取硫酸钠、硫酸镁，从马牙碱中结晶出小苏打纯度达99.6%。该厂研究室主任李广训还发明了从银宕草中提取镇痛药阿托品，比当时国内一些正规药厂制造的镇痛药品疗效还显著。1944年，又成功研制出强身滋补剂“壮而神”、解热药“黄岑碱”和止咳剂杏仁水。光华制药厂研制出了清胃散、胜利茶、退热散、八路军行军散、调经丸、保婴丹、关节丸等13种药品。安塞卫生材料厂除采集边区土产的药材供各地需要外，还生产有司砒罗、散热霜、沙淋吞、痢疾能、防疫片等成药，其疗效不亚于西药，深受群众欢迎。除此之外，延安各医院、门诊也制造某些药品，如中央医院制成康氏反应抗原、盐酸吗啡、滑石粉等，中央门诊部制成水银合金粉和纹银齿冠，中央卫生处材料科用酒精配制各种酊剂，有樟脑剂、鸦片酊、大黄酊等，都深受群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