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减租保佃政策(2)

　　同时，产生于肥力不同和位置不同的农业土地的极差收益，由于土地所有权的私有性垄断性和“经济人假设”的存在，土地所有者试图获取物质性补偿的最大化即获取更多地租，这就容易导致弱势主体租地农场主平均利润被侵占。正是由于土地所有权者掌控着土地的支配权，往往就会出现土地所有者间接或直接地剥削农业工人劳动价值的现象。即“土地所有者依靠它对土地的垄断权，也相应地越来越能攫取这个剩余价值中一个不断增大的部分”。[2]719

　　三、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的减租保佃政策与马克思极差地租理论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进行了疯狂侵略，我党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颁布了兼顾佃农和地主利益的减租政策。经济发展落后的边区，贫苦农民遭受着地主封建地租的严重剥削。边区政府及时调整“没收地主的土地政策”为减租减息政策，确保农民和地主利益均衡，激发了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和生产热情。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明确提出通过保障地主和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和财权，团结农民和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在其附件中规定：“一切尚未实行减租的地方区域，其租额以减低原租额百分之二十五(二五减租)为原则，即照抗战前租额减低百分之二十五，不论公地、私地、租佃地、伙种地，也不论钱租制、物租制、活租制、定租制，均适用之。”[5]286 1942年12月边区政府颁布的《土地租佃条例》规定在土地未分配区域减租率不得低于25%。边区政府颁布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从法律上对不同租佃形式的租额作了具体的规定：“定租依照当地减租法令或当地现行减租额给租。在未经分配土地区域，一般减租率，不得低于二五;活租‘按原租额减25%-40%，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收获量的30%，土地副产物，都归承租人’;伙种按原租额减10%-2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收获量40%。土地副产分法，依其约定，无约定者依习惯;安庄稼按原租额10%-20%，减租之后，出租人所得最多不得超过收获量的45%，由双方按成分配，出租人对所借粮食及窑房，不得收取利息及租金。”[6]429-433根据中央的减租政策边区及其不同区域以不同的租佃形式为基础，制定并实施了具体的减租标准。

　　(一)“二五减租”与马克思绝对地租规律

　　陕甘宁边区未分配土地区域，其阶级关系是宝塔式的，人数越多的层级土地越少，地主、富农人数少却控制大量土地，其中的多数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地主拥有这些土地的占有权和支配权。[7]162我们说，无论是对何种租佃形式的土地收取地租，在本质上都是地主凭借对土地私有权的垄断获取的经济形式。在这一过程中，佃农创造的超过平均利润的剩余价值转化为超额利润被地主占有，也就是地主收取的地租租额。在这里，地主兼具土地所有者和“农业资本家”的角色，佃农即为“农业工人”。而且可以认为，在减租政策实施之前和初期，地主对佃农利益的侵占现象非常严重。真正佃农的收获量被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以致收获量的较大一部分由佃农手中除下来，构成租金的组成部分。[2]707关于减租，毛泽东指出：“地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为原则;到群众要求增高时，可以实行到四六分，或到三七分，但不要超过此限度。”[8]767在中央土地政策的基础上，1944年边区第二届参加议会第二次大会通过的《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对“二五减租”做了具体规定。其实，政府从宏观上制定的“二五”减租原则在本质上讲就是绝对地租规律的体现。归根到底，就是政府也承认地租存在有其合理性(保障地主过活，缓和阶级矛盾)，只要有土地占有权的存在，不论何种类型、何种租制的土地都可以收取地租，但是地租的收取要有一定的底线标准。当然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背景也密切相关。其实在这个意义上的地租就可以视为绝对地租。具体地，比如定租(亦称死租)：按照土地面积计算，与面积大小成正比，由于土地租额常年不变而得之。[7]178

　　(二)不同租佃形式对应的减租标准符合极差地租规律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