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秩序均衡成因论(5)

　　边区采取多种方法积极救济灾民、移民、难民，建构了较为健全的救济体系。从救济主体上讲，边区救济分为群众互济和政府救济两种方式。因财力所限，单纯的政府救济未免杯水车薪，故灾荒发生后，边区各级政府积极组织群众互济、行政村和自然村以及县与县之间的救助调剂。这种救济成为救济工作中的重头戏。

　　急赈、一般性救济和以工代赈是政府救济的三种主要方式。一般性救济主要指在一般性灾害发生后，政府通过给灾民提供棉花、羊毛及生产工具、生活资料等，组织灾民纺织，生产粮食，维持基本生活。边区的紧急赈济主要用于重灾区，主要以拨发救济粮、救济款的形式进行救济。至1948年9月边区灾民共得到救济粮151万石，救济款107亿余元(陕甘宁边区币)。与前两种救济方式相比，以工代赈是一种更为根本和长远的救济方式。这种救济方式即政府出资建厂或投资修路架桥、水利等基础设施工程，吸纳灾民和移难民从业。边区政府在赈济之外，还对灾民发放无利借贷。灾荒之时，政府出借公粮、公草给缺粮和缺草的农户，农户在收获后只按原数归还实物而不付任何利息。在实际的救济中，边区政府往往综合运用上述多种救济方式。对此，从1940年边区建设厅给李富春的一份报告中就可看得非常清楚。“对于边区内的灾民，除在民间组织互助互济外，于廿九年夏季拨出小米307，200斤，法币91，135元作为急赈。至秋间，对于部分受灾特重者，又发启(起)各机关、社团、学校等的一两米节省运动，计得小米十万余斤，法币一万余元、举行了第二次急赈，在绥德和陇东各地，实行了修路和建筑水利，作为以工代赈，支出法币五万余元，得有代赈的灾民达三千余人。”[3](P274-275)

　　当时绥德流传着这样的歌谣：“水有源，树有根，麻雀儿还报奶娘的恩;共产党对咱这样好，叫咱八辈子也忘不了。”[13]河南移民陈长安当选为劳动英雄后，其父逢人就说：“我活了七十多岁，才看见这么好的政府。”[14]

　　这种救济体系，避免了饿殍遍野、民不聊生的灾后乡村社会惨相，促进了边区乡村秩序的均衡发展。灾后救济密切了党群关系，这对维护乡村秩序乃至整个边区的稳定所产生的影响更为深远。可见，在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向均衡发展中，边区政府创造出的低水平却富有成效的救济体系起到了“稳定器”的功能。

　　五、 构建“橄榄型”社会结构是促进边区社会秩序均衡发展的必由之路

　　土地革命之前，边区占人口比例极小的地主和豪绅高高在上，而大量的贫雇农处在金字塔的底部，这是一种反常态的金字塔社会结构。当然，这种反常的社会结构也曾有过积极的一面，如在苏维埃时期，有利于动员和激发底层的贫雇农参与革命的热情，“它往往造成一种‘革命的动态结构’，结果导致贫富的斗争不断的持续”，“如果有人富了一点，那么就有可能被推入到被斗争的行列中去。但是，这种社会结构对于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无疑是病态的”。 [15](P153)

　　1937年以后，边区社会结构开始了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1942年，张闻天在调查了边区神府县直属乡8个自然村之后发现：经过急风暴雨式的土改和相对温和的减租减息之后，作为农村一大阶级的地主基本上已不存在，不同阶层，如富农、贫农、雇农的经济条件发生着向上发展的趋势。由此引发了阶层之间的向上流动，即雇农升为贫农，贫农升为中农，中农跃升富农。由于土地革命前占农村人口80%的贫、雇农民此时已大多上升至中农和富农，1937年后的边区乡村社会，中农和富农占了农村人口的大多数，有些地方甚至达到了89%左右。这表明此时边区的社会结构呈现出比较合理的“橄榄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