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秩序均衡成因论(3)

2018-03-15 14:0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乡规民约是村民进行自我教育和管理的一种习俗，不同地方民约内容不尽相同。经过长期的积淀，乡规民约内化为个体的道德约束力量，个体一旦突破规约，就会感到强烈的自责和不安。因此，在维持传统乡村社会秩序过程中，内容凝练、通俗易懂的乡规民约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维系陕甘宁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约的作用。如绥德县延家川张家圪崂村为了动员村民支持抗战、发展生产，参加识字运动，和睦邻里和家庭关系，形成新的乡村风貌，曾订立如下村规民约：

　　一、全村人，勤生产，丰衣足食，生活美满;

　　二、不吸烟，不赌钱，人人务正，没个懒汉;

　　三、不吵嘴，不撕斗，邻里和睦，互相亲善;

　　四、多上粪，仔细按，人畜变工，大家方便;

　　五、秋翻地、锄四遍，龙口夺食，抢收粮田;

　　六、婆姨们，多纺线，不买布匹，自织自穿;

　　七、多栽树，多植棉，禾苗树木，不许遭践;

　　八、识字班，好好办，不误生产，又把书念;

　　九、抗工属，优待好，吃的又饱，穿的又暖;

　　十、公家事，认真干，公粮公款，交纳在先;

　　十一、生产事，议员管，服从检查，接受意见;

　　十二、好公约，要实现，谁不遵守，大家惩办。

　　抗战时期，为了动员民众做好拥军优抗、发展生产、防奸肃特等任务，边区政府也制定了公约。1943年，边区政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如下拥军公约：“拥护军队，保卫边区;帮助生产，参加战争;军人过往，招待殷勤;转运伤病，爱护关心;防奸严密，消息灵通;优待抗屈，建立家务;退伍残废，立业成家;潜逃战士，归队不差;过年时节，慰劳有加;军民团结，战胜日寇。”[8](P39)1944年，为了加强边区的剿匪除奸工作，边区政府公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防奸公约》：“男女老少，人人防奸;肃清特务，汉奸敌探;消灭土匪，反共点线;严密户口，加强哨站;发现嫌疑，查究根源;经常报告，保卫机关;保护好人，防止诬陷;被敌欺骗，拾取向善。”[8](P49)

　　边区政府不仅充分利用民约在治理乡村社会中的作用，并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创造出新公约。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诉求的民约和公约，为当时的乡村营造出一种崭新的社会风尚，给乡村文化建设以新的活力，在乡村秩序良性发展中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内化功能”。正是这种内外结合的双重约束，为预防个体违规行为构筑起藩篱。

　　三、“乡政村治”根除了“乡绅治乡”结出的恶果，确保了人民利益和诉求的实现

　　“王朝止于县政”揭示了陕甘宁边区乡村治理的旧传统。在清朝，国家管理机构只在县府以上设置，县府之下的乡村社会秩序主要靠保甲制维系。清代保甲基本编制方法为“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可互相救应”[9](卷22《职役二・保甲》，P5051)。清末民初，乡绅阶层在边区乡村社会兴起，形成了“乡绅治乡”的局面。

　　无论是“乡绅治乡”还是保甲制，均没有改变乡绅掌握乡村社会的权力格局，地主、绅士和乡霸充当了联系国家和乡村社会的纽带，“成为控制着乡村社会的黑恶势力。这些黑恶势力的存在，使乡村社会处在一种无序状态”[5](P55)。如1929年，陕甘大旱，庆阳县八大家之一冯翊清“以办火柴公司为名，私吞了政府拨给庆阳的赈济款”[10](P266)。由于“乡绅治乡”遏制了国家权力对乡村的渗透和控制，致使国家对于这种治理模式引发的无序状态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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