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秩序均衡成因论(2)

　　1937年至1939年，中共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推行了“争取外援，轻徭赋役”的政策。这既满足了抗战的需求，又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人民负担，休养了民力。群众生活的改善遏制了因贫穷而不得已的举家迁徙，部分二流子因为有了生产工具和土地，而有了自给的愿望，农民因为贫困而起义抗争的社会根源被彻底根除。

　　从1939年起，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发动生产运动来解决党政军学的自给困难。随着日本侵华政策的调整，国民党从1940年开始对边区进行严密的封锁，边区军民生活陷入极端的困难之中。“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6](P892) 1941年中共向农民征了20万石粮，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在12月的西北局高干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己。这是国民党的思想，我们决不能承袭。”“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6](P893)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我们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予人民呢?芽……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7](P467)会议除了制定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外，为了减轻民众负担，还决定在边区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

　　发展经济和大生产运动是“多给”，致力于把农民收入这块蛋糕做大。1941年边区粮食产量为45.586万石，(400斤为1石)，1943年达181.2215万石。精兵简政则为“少予”，致力把取之于民的部分压缩。

　　三边劳动英雄刘生海，原来是个令人讨厌的二流子，家里没米没面，老婆也跟他闹离婚。在政府帮助下，1942年种了28垧地，收了6石多粮，铺盖、衣服都换了新的;当年扩大耕种面积，种地40垧。到1944年，边区成功改造二流子4500多个。推行上述政策，减轻了农民负担，增加了他们的收入，这为陕甘宁边区乡村实现秩序均衡奠定了基础。

　　生产中涌现出的劳动模范，成为领导村民建设模范乡村的“政治领袖”。 “这些人不只在生产战线上他们是群众的领袖，在政治上他们也是群众的领袖，创造了模范村乡……实际上领导着整村整乡的人民，改变了乡村的面貌。”[8](P6)

　　经济得到发展，乡村民众更加信任新政权，党群关系更加密切。安塞四区二乡村的高凤成，是民国初年逃难到安塞，给高凤珠揽工，家中6口人经常无穿，无戴，无铺，无盖。他后来这样描述他的幸福生活：“馒头、面条不断，月吃五次肉，逢年过节，杀头肥猪，全家享用。” “我吃米忘不了种谷人，我到死也不会忘记共产党给我的好处。”[3](P80)与高凤成有相同经历和感受的人为数不少，延安县的申老婆说现在“可真都发了，这都是共产党给咱的光景，没有共产党，咱这穷根子可要扎到老” [3](P79) 。

　　互助互济、团结友爱成为乡村社会崇尚的新风尚。在1945年救济春荒中，延安、延长、志丹、因临、甘泉、延川六县由群众互相调剂食粮即达4200余石。三边分区调剂了1200石粮食、102万斤牛草。仅据延长一县在灾荒救济运动中互济粮食1122.64石。关中新宁县和马栏群众自动募捐给予长县灾民190万元。[3](P350)边区灾荒时有发生，但为何鲜有赤贫?靠的就是这种互助互济。

　　朗特里认为，当收入不足以维持“体力效应”时，社会秩序的失范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当贫穷和饥馑威胁到人们的生存时，中共领导边区军民以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例证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这一古老的真理。

　　二、在乡村秩序均衡发展中，乡规民约和政府公约形成的双重约束机制成了“看不见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