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乡村秩序均衡成因论(4)

2018-03-15 14:06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小白兔白又白手机版

　　在边区，国家权力下沉至乡镇，确立了“乡政村治”的治理模式。所谓乡政，即这一时期国家基层政权设置由县下沉至乡，乡市(相当于乡的市)政权成为边区的基层政权。乡政权包括乡市参议会和乡市政府，法律对于两者的职能做了明确的规定：乡市参议会是乡市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其职权为：“一、选举乡长及乡政府委员;二、监察和弹劾乡政府之人员;三、议决本乡之单行公约;四、议决乡长及乡政府委员会提交审议之事项;六、督促及检查乡政府执行乡议会决议之事项;七、决定本乡应兴、应革事项。”[11](P158)乡市政府由政府委员会和乡长组成。政府委员会由3～5人组成，乡长为主席。乡政府设文书一人。除乡市长和文书外，其他政府组成人员均不脱产。为工作需要，乡市政府设下列委员会：优待救济委员会、文化促进委员会、经济建设委员会、锄奸委员会、卫生保育委员会、人民仲裁委员会，以及其他性质的临时委员会。各委员会由3～5人组成，主任委员和委员不脱离生产，均由乡市政府聘任。[12](P14-15)村级实行完全自治，村里的各种重大事情都要通过村民大会。“村民大会是村的最高权力机关”，讨论和决定村里的一切问题。“人民是新政权的主人翁，而新政权就是人民的”，这一观念深入民心。

　　由于战乱、习俗和各种因素的影响，边区乡村社会曾一度存在着诸如土匪、二流子、种植和吸食鸦片、妇女缠足和早婚等社会丑恶现象。边区政府为此曾制定了很多的条例和规定，仅以妇女问题为例，就曾先后制定了《陕甘宁边区禁止妇女缠足条例》、《切实禁止妇女缠足的命令》、《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等。“乡政村治”保证决策直接到达乡村，便于村民理解并贯彻执行，这成了有效治理各种社会问题的客观前提。

　　这种新体制减少了因各种诉求得不到实现而引发的不安定因素，确保了人民利益的实现。传统体制下，村民有事找乡绅，政权力量距离乡村社会太过遥远，乡绅即可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种种鱼肉百姓的事层出不穷。在“乡政村治”体制下，乡长脱产办公，乡(市)民可直接找乡长。村民有事先找村长、主任或乡政府委员(不脱产，都住在村里)，若得不到公正、满意的处理结果，则可直接找乡长。政府工作要受参议会的监督，乡长对所有公务须秉公办理，若村(市)民不满意乡长，可通过参议会罢免。神木贾家沟贾正礼(非党员)在该乡第一届参议会上被选为乡长，因民众不满意新当选的乡长，所以参议会召开了第二次会议，改选了乡长。

　　“乡政村治”体制下，群众的权益、利益诉求得到了伸张和保障，增强了乡(市)民对党和政权的信任和拥护。

　　四、低水平但富有成效的救济体系是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均衡发展的“稳定器”

　　根据1944年边区4年灾情统计，1940年至1943年分别有21县、12县、17县和8县受灾。仅1943年，边区受灾面积就达到263 381亩，受灾户数和人数分别为5988户和26 806人(缺两县)。[3](P305)灾害一发生，就会造成千上万的灾民。除此之外，每年涌入边区的移民、难民亦为数不少。从抗战开始至1939年，“从山西、绥远以及冀、晋、豫各省流入边区之难民，前后为数在三万以上”[3](P268)。不难想象，如此大规模、次数频繁的灾害给边区乡村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有多么大，对边区政府的挑战有多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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