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研究(4)

　　1938到1941年“三年中共送出平信557703件，文件178820卷，书报10925包。挂号信件46297封，文件4950卷，书报1275包，合计共约800000件，共用经费71000元，平均不足9分钱一件。”[16]边区通讯站业务中占第一位的是平信，政府文件占第二位。

　　邮件数量的不断增加表明通讯站工作走上成熟的工作轨道，其工作得到了边区机关和人民群众的认可。通讯站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形成了一套通信收发制度，使用寄单、挂单、排单、书单、投递等，邮件数量也不断增加，邮递的速度和质量不断提高。

　　从1938年5月边区通讯站正式成立到1946年3月通讯站改为边区邮政管理局的七年多的时间里，通讯站的邮政网络极大地便利了边区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信息传递，有利于抗战时党的政策向基层传播，也方便了群众的生产和生活。1942年8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加强通讯交通》的社论，指出通讯站的工作“对边区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帮助，它是革命事业中必不可少的工作之一，在战时更有其重要性。”边区通讯站的建立和发展离不开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人对邮政通讯事业的重视和支持。边区广大的邮政人员在“没有马，没有车，凭着两条腿，两只手和肩，担负起边区通讯工作”[17]，当时除了总站一辆自行车，曲子二辆自行车外，邮政人员均为步行，每个通讯员每天要走七十到九十里路。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邮政通讯人员保持着踏实的工作作风，圆满完成各项通讯任务。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为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邮政通讯事业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促进了人民邮政事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郑游.中国的邮政和邮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14.

　　[2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816.

　　[3]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编.中国解放区邮票史・西北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10.

　　[4]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819.

　　[5]陕西省志邮电志编委会.陕西省志・邮电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436.

　　[6]黄正林.陕甘宁边区社会经济(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651.

　　[7]陕西省档案馆，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甘宁政府文件选编(第五辑)[M].档案出版社，1988：337.

　　[8]袁武振.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邮政事业的发展及其经验[J].西安邮电学院学报，1998，3(4)：66.

　　[9]改进通讯站工作民政厅务会议商讨具体办法[N].解放日报，1942-8-19.

　　[10]加强通讯交通有关机关进行研究[N].解放日报，1942-9-16.

　　[11]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编写组.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料摘编(第三编)[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832.

　　[12]边区通讯总站召开分站站长联席会[N].解放日报，1944-12-9.

　　[13]邮电部邮电史编辑室.难忘的战斗岁月革命战争时期邮电回忆录[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198：145.

　　[14]莫艾.边区通讯站[N].解放日报，1942-2-1.

　　[15]边区通讯站去年工作成绩[N].解放日报，1942-3-1.

　　[16]边区通讯站三年来寄信八十万件[N].解放日报，1941-10-14.

　　[17]莫艾.边区通讯站[N].解放日报，1942-2-1.

　　作者简介：司胜杰(1990.4-)，男，汉，河南商丘人，硕士研究生，西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研究方向：陕甘宁边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