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研究(3)

　　通讯站建立后，业务量不断增加。1941年后，国民党加紧对边区封锁，日寇也频繁对边区扫荡，边区遇到了严重困难。通讯站在党的领导和部署下，进行三次简政，开展生产自给运动。

　　1941年，通讯站第一次简政。当时通讯站部分领导强调“正规化”，想把通讯站办成和中华邮政一样的机构，成立邮政管理局，设立各个等级的邮局和代办所，设置军邮局，并且邮件收取资费，也开办包裹、汇兑业务，通讯员由文化程度较高人员担任等改革意见。由于这些意见和边区的实际情况不相符，总站机构和工作人员反而扩大。这次简政后，通讯站的工作有一些改进，但机构庞大，工作效率并没有显著提高。

　　1942年8月，通讯站进行第二次简政。为了改进通讯站的工作，边区民政厅厅务会议专门进行讨论。刘维义站长提出六点改进办法：“一、改善组织领导及与各地政府当局的关系;二、提高工作人员质量;三、增加通讯工人，延绥、延庆、延关加开双班，并增设支线若干条;四、提高工作人员及通讯工人之待遇，实行薪津制;五、统一边区通讯管理工作;六、建立本市通讯联络。”[9]同年9月，民政厅又邀请延安通讯交通机关举行联席会议，并确定9月22日成立“边区通讯工作研究委员会”，“以刘笃义、霍克(边区通讯总站)……张良(边区新华书店)等七名同志为委员，并以刘笃义为召集人，专事边区通讯工作改革问题，以便制成方案，提交政府。”[10]第二次简政后，总站机构只剩3个科，各县站改为不设专人的代办所，开办延安至庆阳的日夜快班，整顿延安至关中马栏邮路等。

　　边区通讯站于1943年4月进行第三次精简整顿。这次简政针对实际情况，提出改革方案，批评主观主义、自由主义、闹独立性和不切实际的“正规化”等错误思想。改革方针着重是精简上层，加强基层，实现领导一元化。

　　通讯站经过三次简政和改进工作后，不仅工作效率大大提高，而且还降低了费用，节约了一笔巨款。在简政之前，通讯站收发信件书报经常发生错误和积压的现象。简政以后“不仅积压与错发等毛病基本清除，而且投递书信由(1943年)1月至4月平均每天16661件，骤增到9月至11月平均每天30078件，投递速度也大增，延绥只需五天，延庆线只需八天，而且取消了夜班制，运输费也取消了。”[11]错发邮件数量也大量减少，据统计“过去每月总要错发数十件，今年(1944年)1月至10月总共错发十余件;去年(1943年)7月一个月总误工二百二十七天，今年(1944年)十个月误工六百九十三天，平均每月不到七十天。从去年四月到今年，总计运输、灯油、印刷等项节约即折合小米一百一十余石。”[12]

　　四、陕甘宁边区通讯站业务量

　　边区通讯站建立后，业务发展很快。邮件种类主要有平信、文件、书报、挂号、快信等。汇兑、包裹、物品不在收寄的业务范围内，所有的邮件都不收费。“通讯站初成立时，信件、报刊不多，只跑白班。邮件少的路线，用包袱捆好背上就可以了。邮件多的线路，或有零星包裹时，就用扁担挑。”[13]据统计，从1938年5月通讯站建立到1939年3月全站每月收递及转口信件的总数为1139件，1939年3月则增加到33459件，增加了295%。邮件数量的增加，极大地降低了投递成本，1938年平均每个信件成本为1角，1939年3月时降到了4分3厘。根据1939年12月31日边区民政厅制的《1939年收发就地信件统计表》可知：1939年共收发平信193000件，挂号信19817件，书包1837件，挂号书535件，挂号文件490件。1941年邮件剧增，1月至8月“共寄平信183469封，文件90207件，书6105件，挂号信13777件，挂号文件4353件，挂号书482件;转口平信277040封，文件99275件，书11743件，挂号信20308封，挂号文件1594件，挂号书712件。除转口信件外，平均每月寄递37466件，每天寄递1248件。”[14]“1941年度全边区各站收递邮件计：挂号书籍864件，挂号文件6041件，挂号信25235件，平件126614件，平寄书籍6490件，平信372418件。共计邮件538635件，转口邮件尚不在内。”[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