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通讯站研究(2)

　　边区通讯站邮路是以延安为中心，北至神府，南达淳耀，西通庆阳，后来和晋西北也通了邮。建站初期，“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的4条干线：延安――绥德，延安――安定，延安――关中，延安――庆阳;支线14条：绥德――吴堡、曲子――马渠、延安――安定、庆阳――华池、绥德――神府、合水――新宁、真武洞――靖边、庆阳――镇原、安定――盐池、关中――淳耀、靖边――横山、延安――西川口、庆阳――环县、甘谷驿――临镇。”[6]干线是逐日班，支线为间日班。1942年，又开办了昼夜兼程快班。1943年，延安绥德线又改为逐日双人班。到通讯站后期，干线邮路发展到8条，邮路总长5080公里，形成了以延安为中心，至各专署、县府的邮政通讯网。这个通讯网基本上把边区的政治中心延安与各县、主要口岸连接起来，保障了战时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重要方针政策快速送达边区各个地方，同时也有利于边区各地的信息快速送达中枢延安。

　　二、陕甘宁边区通讯站与中华邮政的关系

　　1938年边区通讯站建立后，边区人民并没有中断和边区外的邮务联系。《陕甘宁边区通讯站暂行章程》中明确规定了通讯站与中华邮政的关系。边区寄往国统区的邮件由中华邮政代办，凡寄往外埠的信件，寄件人按中华邮政章程贴足邮票，由通讯站负责代送到附近邮局;外地寄往边区的信件通讯站代为传递。边区通讯站不代售中华邮政的邮票，邮票是由寄件人自备的。这样既方便了边区政府各机关和人民群众与国统区的通讯，也保证了边区邮政系统的独立自主。

　　虽然边区政府采取措施保障边区和国统区的邮政联系，但国民党对边区实行政治、经济、军事封锁，使边区和国统区的邮政工作遇到极大的困难，同时中华邮政和军邮也受到很大的影响。1940年5月9日，周恩来接见了负责陕、甘、宁、晋等省军邮事务的第三军邮总视察段总视察林卓午。周恩来提出希望沟通国共两区的邮政往来，使民间自由通信。周恩来亲笔为林卓午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1941年12月，林卓午再次赴延安和中共商谈正常通邮的事宜。双方经过协商，就通邮中途军政对邮政的检查，设立军邮联络电台，边区中华邮政在业务中法币和边区边币的比率和兑换办法等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于1942年1月14日以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名义签发，即《关于邮务问题通令》。1942年3月20日，边区政府转发了此通令，认为“该通令内容颇适于边区，且对于边区境内邮政与金融兑换都有帮助，故决予以采纳施行，现特明令公布，务希各级政府各军警机关与人民团体切实遵守为要。”[7]通邮协义公布后，陕甘宁边区和国统区的通邮状况有了很大发展。以延安邮局为例，1942年1月“外来邮件包裹颇多，以信件言：挂号信比去年同月多十余倍;平信、包裹亦多至十倍。汇兑数额月达四五万元，向外汇者亦较前增多。”[8] 　　1942月1月，国民党军邮延安办事处成立，又企图取消边区通讯站。1943年，陕西邮政管理局派视察员何载阳两次到延安，以便利军民通信，节省开支，符合统一战线，维护国家法统等理由，提出中华邮政与通讯站合并的谈判。边区政府针锋相对，提出五项合并条件，主要是：承认通讯站一切员工为中华邮政合格人员，并由通讯站负责其调动;通讯站员工与中华邮政员工待遇相同;通讯站负责边区境内的通信为内地局，中华邮政邮局负责对边区外通信为外地局，不得管内地局的事务;包裹物品统一税收，每月向边区税局结账。中华邮政拒绝以上条件，但采取种种手段以挤垮通讯站。通讯站采取措施压缩中华邮政的业务。例如凡边区内的一切邮件，由通讯站收寄;国统区寄往边区的邮件一律交由通讯站转送。1944年，在延安由通讯站设立三个代办所，专门替中华邮政转边区各机关寄往外地的邮件，使中华邮政同边区各机关断绝了直接往来，通讯站业务日益上升，同时也加强了边区的保密工作。

　　三、陕甘宁边区通讯站简政和工作的不断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