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延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发展(2)

　　抗战时期延安地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有较为固定的治史机构，比如早期的延安马列学院及其历史研究室。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演说中，指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弱点与不足，直接推动了延安马列学院在当年的7月1日改组为延安中央研究院，其下的中国历史研究室还增设了专门的近代史组。

　　延安马列学院及其历史研究室。延安马列学院全称延安马克思列宁学院，是中共中央创办的以学习、研究马列主义基本理论为重点的干部学校，由张闻天兼任院长。马列学院开设的历史课程只有《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和《西洋革命史》两门。此时的历史教学工作尚处于促进唯物史观传播、帮助确立党的指导思想、总结斗争经验和推动工农运动发展的阶段。历史研究室的主要科研任务则是用马列主义观点编写一本15万字左右的中国通史，供广大干部补习文化之用。

　　延安中央研究院及其相关研究室。1941年7月1日，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9月更名为中央研究院。其下设的9个研究室中，有3个与历史研究紧密相关，分别是中国历史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和国际问题研究室。此间史学研究的最大特征在于一切以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为主。比如，在中国历史研究室下属的近代史组拟定的三年工作概算中，中国乃至世界的近现代史都被纳入到研究视域中;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明确提出主要任务是用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现状，以解决文化思想方面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国际问题研究室则强调用马列主义观点观察世界风云、分析国内外大事，等等。

　　历史教育的普及与展开

　　抗战时期延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面和强大的思想冲击力，不仅有力地回击了日本法西斯政府御用文人所提出的应用史学与皇国史观，还借着批判南北朝、南宋、明末和清末的民族投降主义者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④;不仅有助于彻底清算中共党史上的“左”、“右”倾路线错误，也对中共建党以来的重大历史问题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使全党“空前一致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 ⑤。

　　党员干部学校的历史教育。为了培养党员干部，中共中央发布了一系列有关干部教育的指示，也兴办了一大批干部学校。从发布的指示和干部学校的课程设置来看，马克思主义历史知识的普及教育被赋予了重要使命。如1941年12月1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本决定同时亦适用于各抗日根据地)》，明确指出了“必须增加中国历史与中国情况及党的历史与党的政策的教育”和“应以联共党史为学习马列主义的基本教材”⑥的基本要求。1942年2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进一步要求高级和中级干部在学习政治科学时，应以中共二十年奋斗史为实际材料;在学习思想科学时，应以近百年中国的思想发展史为实际材料;在学习经济科学时，则要研究外国革命史和中国革命史。

　　中等学校的历史教育。中等学校教育的对象既包括中学生，也包括知识水平有限的年轻干部。战时背景下中等教育的中心任务在于服务于红色政权的建立与巩固，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为了能让中等学校的教育工作配合军事抗战，特别是通过历史课程来激发学生对抗战的兴趣，陕西省教育厅还举办了历史课程讨论会以听取各中等以上学校教员的教学经验与意见。除希望培养为国献身奋斗的干部人才外，中等教育也致力于培养复兴民族的基本人才。如以近代史尤其是中共党史为主的历史教育，就有助于改造陕甘宁边区年轻干部和中学生的历史观与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