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教会大学

　　一、抗战前的教会大学

　　20世纪初，经过革命洗礼的中国人民族民主思想空前高涨，在教育领域，人们强烈要求收回教育主权。1924年7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作出收回教育权的议案，要求政府制定注册条例。当时中国的北洋军阀政府在1925年12月公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其中三条为：1、学校之校长须为中国人;2、学校设董事会者，中国人应占董事会名额之半数;3、学校不得以传教为宗旨。

　　为此，多数教会大学根据新的形势作出了必要的调整，开始向中国当局注册。例如岭南大学等高校。随着立案工作的完成，各教会大学自身也进行了课程设置方面的进一步调整。它们正逐步的适应中国的形势与发展的需要，为着中国的需要而进行自身的转变，日益与中国的社会融为一体。

　　同时教会大学还注重学校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高学校的国际知名度。在此方面做的最出色的当数燕京大学。

　　二、抗战中的教会大学

　　抗日战争期间，整个中华民族无论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惨遭蹂躏，饱受灾难。在此国难深重之际，教会学校也难逃战火蹂躏的厄运。

　　(一)抗战中的辗转流离。战争开始后，日军迅速占领了华北的大片土地，并迅速的向南中国推进。首都、工厂、企业和学校也不得不内迁到重庆、成都、昆明等地。

　　在上海地区，圣约翰大学和沪江大学都搬到了南京路的租界继续开办。东吴大学、之江大学也分别于1937年11月和1938年2月，迁到了上海租界。但是，1941年珍珠港事件后，这四所大学不得不又开始了动荡不定的向广东、成都、和重庆等几个地方的迁移。

　　1937年底南京失陷，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大学仓促撤离。大部分师生长途跋涉来到成都，避难于华西协和大学校园内。珍珠港事件后，齐鲁大学也全部前来成都。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京大学校园也被占领，故也决定在成都重开校园。

　　随着各大学的内迁，战时中国的大后方形成了三大教育中心：成都、重庆和昆明。而随着教会大学的到来，由5所教会大学组成的成都中心，可以说是三大中心中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中心。

　　(二)抗战中教育的继续。战争也同样对教会大学造成的严重冲击，教会大学战前约有8000余名大学生，到1938年学生不足4000人。因为日本占领区的大学悉遭破坏或被迫内迁，仅有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等少数的教会大学，由于其英美背景的强硬的后台撑腰，得以不受太多的干扰，才得以一时之发展。圣约翰大学是所有教会大学中受损失最少的学校，也是在敌占区“惟一能正常开办的基督教大学”，这主要要归功于校长卜舫济。

　　虽然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教学水平普遍的比战前战后要低，但是考虑到这是战争的特殊时期，仅就其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取得的成绩来看，也不失为可观的成就。

　　(三)致力于抗战救国事业

　　抗战期间学校对爱国学生和进步事业还是暗地里进行保护和支持的。尽管学校一再宣称他们只是教书授学不问政治，又一再约束学生的行为，但是一旦学生因为爱国行动有所困难，还是不遗余力的救助。也正如司徒雷登在回忆录里所说：“学生们在美国人的校园里受到保护……我不得不多次提醒其中一些爱国分子说，他们或离开学校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或者完全停止活动。……他们通常是……从校车里被抓走。但……费不了多少周折就能把被捕的学生弄出来。”同时司徒雷登和燕京大学教职工还掩护了一些流亡学生南下，“学生们出于爱国或者别的什么原因，不断乘火车逃往非沦陷区。我们……给他们安排很适当的出逃路线。……还有一条专门为女孩子安排的、更安全也是更漫长的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