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抓汉奸

　　1937年元旦这一天，江苏沐阳县各界正在欢庆新年、举行提灯会之际，县政府忽然接到密报，称有汉奸图谋乘机暴动。县长祁仑捷闻讯后，当即命令商团及壮丁队严行戒备，同时派第一区的荣区长会同公安局多名警察向城内外各处搜查。

　　很快，他们在北门外农民叶某家内，搜出了三千张符号，符号上面写着“结义团”等字样，当中还加盖了红印一颗，其印文为“长寿王电”四字。除此之外，还搜出白布旗一面，上有五彩颜色的圆形圈和一“顺”字;另有口令条多张，其口令为“天意”二字。

　　荣区长下令将叶某捕获，连同证物一并带至县政府。此后，公安局陆续在各处捕获汉奸二十余名。沐阳县的汉奸个案很有意思，日本侵略者利用了中国民间会道门的反叛情绪，进行对国民政府的颠覆;或者说，他们在吸收汉奸时，有意灌输会道门思想，以起到鼓动、麻痹和凝聚的作用。

　　当时，各地都在抓汉奸。上海宝山县公安局在1936年8月4日，曾拘获两个有反动嫌疑的人，一个叫王四，一个叫成鹤，后者是个僧人。官方进行了详密的审讯，两人供认受某方指使刺探军情及公路桥梁等情报。在僧人成鹤身边，查获的证据甚多，他对此供认不讳。

　　在1937年元月的一个早晨，王四在法庭上被宣布执行死刑，捆绑着游行闹市一周，而后被押送至小教场执行了枪决。从犯成鹤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

　　在当时的汉奸队伍中，僧人并不少见，这和日本重视佛教有关。当时中日两国的佛教交流非常密切，如果和国民政府治下庙产常被侵犯的现实联系起来，会更容易理解僧人对日本的好感。当然也不排除有假扮僧人，借化缘名目刺探情报者。在上海市东郊的川沙县，即发生过类似案例。

　　川沙县公安局探员王杏山，于1937年2月查出一个叫王毛头的汉奸。他在川沙县化装成僧人，假化缘为名，进行秘密侦察。在王毛头身上搜出方形木戳一个，据他招供，他被一个名叫胡金生的汉奸领导，这个胡金生在洋泾镇东市开设祥记客栈。

　　探员王杏山请求浦东洋泾警所协助拘拿胡金生，洋泾警所于是派人会同王杏山去了祥记客栈，将其包围后，经过两个小时的详密搜查，在卧室内搜得“某国国花小银角一枚”，随即将客栈栈主胡金生带到警局。胡金生在审讯中的“余语支吾”，否认罪名。胡金生涉案的证据，首先是一个身上有“方形木戳一个”的所谓化缘僧人的供称，其次是卧室内有所谓“某国国花小银角一枚”，这证据似乎太轻薄。

　　从当时抓汉奸的轻率情形可以看出，应该存在一定比例的冤假错案和栽赃陷害。当时被曝光的一则冤狱，发生在上海法新堂公所理事周裕庆身上，周原籍江苏省如皋县，此前在上海一直经营木器，后因失业日久，返回原籍，结果被如皋保安指控拘解到县政府羁押。

　　周裕庆是中华理教总会的教友，这个身份给他了莫大帮助。上海法新堂公所主任扈开法陪着他的家人，找到了中华理教总会的常务委员张一尘。教会有海外背景，所以在中国有非同一般的话事权。张一尘得到信息后，与江苏省政府交涉，要求下令释放。

　　1937年2月19日，如皋县政府称，没有证据证明周裕庆是汉奸，只好释放。上海《申报》第二天报道此案时表示，似此汉奸冤狱，均由张氏据理剖解，得以出狱，诚不幸中之大幸云。可见当时的冤假错案，不止一两起，没有背景的人一旦被戴上汉奸帽子，只能认栽。

　　彼时对汉奸的处罚非常严厉，容易适用死刑。枪决汉奸的报道，多见于报纸。在那样的非常时期，既考验主权独立，又考验军法公正，而前者常常被无限放大到不可取代的地位，所以，在那个时代，没有背景和权势的小人物，最易成为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