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僧众抗战期间义举史实解注(2)

　　能海法师的另一位高足，则是与隆莲出家同年在重庆慈云寺随澄一法师剃度出家的清定法师[6]。清定俗名郑全山，浙江三门人。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时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1927年他又进入南京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深造，与军统戴笠、郑介民等曾为同僚。“七·七事变”后，清定担任第四战区党政军训练团上校训育处长。1939年他奉调陪都重庆，任国民党中央高级党政军训练团政训主任，官至少将。清定在重庆慈云寺出家时尚未受戒，据文殊院方丈、当时任文殊院知客的宽霖法师生前回忆，1941年冬天清定在成都昭觉寺受具足戒时，在场的邓锡侯、龙云等川滇将领以兄长名义曾力劝无果。1942年能海法师在近慈寺举行大威德金刚大灌顶，清定与隆莲法师此时成为了同门师兄弟，受能海法师之托翻译了大量的藏文佛经。此后5年间清定一直跟随能海法师修习《大威德生圆次第》，在近慈寺、大慈寺和龙兴寺传经。有趣的是，能海的这位高足与隆莲一样，清定法师精通中医《灵枢》，1955年至1975年在他人生最灰暗的二十年中靠推拿针灸绝技为人治病，悬壶济世维持生计。

　　实际上，民国时期四川军政界与佛教界的深层关系远不止于此。如1925年就有传闻说时任川西北屯殖军总司令的田颂尧将一件宝物——明末崇祯皇帝之妃所绣的千佛袈裟——捐赠与了文殊院，受其影响，田的部下常到寺庙捐功德礼佛。刘文辉1933年兵败退至西康，夫妇俩到阿坝藏区的金川广法寺皈依，期间常请喇嘛到府宅讲经，其经堂中的鎏金佛龛现在还存于西南民族大学，是研究刘文辉与藏传佛教的重要文物。

　　二、成都僧众对抗战所做的贡献

　　据李卓夫[7]老先生生前回忆，1937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将军来成都，在少城公园参加成都各界抗日救亡献金大会时，亲眼目睹了梨园弟子和川剧名角捐黄金，僧众捐资，商铺小贩义卖，妇女捐首饰，市民和农民捐粮，流落街头的残疾人、乞丐甚至青楼女子都捐出钱物的感人场面。抗日救亡献金大会召开前，戏剧名家在会场外搭台为义演《岳母刺字》、《八大锤》等剧目。会后，昭觉寺、文殊院、大慈寺等各寺僧众相继举行庄严的和平、护国法会，期间募集了不少经费。笔者的舅婆曾回忆过当时的点滴印象，“和居士婆婆把几个功德箱抬出会场的时候，周围人还一边哭一边捐钱。”李老还记得当时听到邓锡侯将军在少城公园向刚从西昌率47军赶到成都的李家钰军长介绍说坐在台上的两位和尚中有一位“是刚从江浙才回近慈寺的大和尚，我们是老朋友。”笔者根据时间和人物关系推断[8]，当时的这位“刚从江浙回近慈寺的大和尚”极可能就是指能海法师。

　　和平法会后不久，从前方传来消息说川军官兵们没有御寒的棉衣[9]，部队到达河南博爱车站时，已是冰天雪地，马匹冻得迈不开步，要在站台上烧火取暖才能走动。又听闻蒋介石许诺补给的军需后来也说话不算数，一时间民众气愤难平。部队官兵到北方后不仅要和日本人打仗，还要与寒冷的天气抗争。近慈寺、昭觉寺的僧侣和广大信众闻讯随即成立了后援会组织捐献冬衣棉被，送到47军驻成都办事处处长陈启銮手中。

　　笔者的姑婆系观音阁的比丘尼，姑婆和舅婆与隆莲法师及爱道堂监院能潜法师均是好友。1944年夏，二十二集团军经整编后的所属部队再次回川募兵时，姑婆所在的观音阁的道友和文殊院、爱道堂的许多僧众将禅房和寺庙里打坐的蒲团棕垫全部都拆下为前线改做蓑衣，所有僧众就寝或打坐时都改用谷草做垫，并请来一些居士打棕草鞋送往部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