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征夫：清乡“运动”与我所经历的苏南反清乡斗争

　　“清乡运动”是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从1941年到1944年，日本侵略军及汪精卫政权在他们占领的部分区域里，用军事、政治、特务、文化等手段，强化其伪政权，推行保甲制度，实行奴化教育，加强其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以实现其“以华制华、以战养战”阴谋，挽救它垂死失败命运的一系列活动。

　　按照日本侵略者的说法，首先提出这个词的是中国人。1941年上半年，汪伪军事委员会日军顾问晴气中佐对当时汪伪负责清乡的人员说：“关于‘清乡’两个字并非出自日本，在你们满清的时候，曾国藩、李鸿章在消灭太平天国后，为了绥靖地方，便创‘清乡’……蒋介石的‘剿共’，名称有殊，而意义与曾、李的‘清乡’，并无二致。但在方法上较曾、李显然要进步得多，所以今后不仅要学曾、李，更要学蒋介石。”

　　近代历史上，日本侵占朝鲜后，就对朝鲜人民采取了血腥镇压、警察统治等一系列反动措施。在它侵占了我国台湾、东北以后，为了对付抗日人民，又实行过合并村落、连坐切结等殖民政策。抗战期间，为了全面控制其占领区，进行残酷的清乡。实际上这是它总结了在朝鲜、台湾、东北那套反动经验，更加强化其殖民统治的一种恶毒措施而已。

　　大家知道，日本侵略军在“七七事变”后，同年陆相杉山原就狂妄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这是他当时答复日本天皇的一句话。实际情况怎么样呢?不仅三个月未能灭亡中国，就是到了1941年7月，打了四年之久，也没有能灭亡中国。由于我国军民奋起抗战，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日军虽攻占我大片国土，控制了许多大中城市，但广大农村仍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军民手中。日本侵略军速战速决的狂妄企图不仅没有实现，反而损兵折将，日、伪军伤亡达100多万人，它的泥足愈陷愈深，不能自拔。尤其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日伪心腹地带，到处是新四军的游击根据地，抗日烽火越烧越旺，威胁到日伪首都及首脑机关的安全，它的“政令不能出国门”一步。为了消灭此“心腹大患”，日、伪军曾数十次集中兵力，对新四军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但每一次都以扫荡扑空或惨遭失败而告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它们就抓住一根救命稻草——清乡。

　　当年日军在京沪杭地区驻军，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的《阵中日记》其中有一段记载，就是它们为什么要进行清乡的“自白状”。他写道：整个三角(京、沪、杭)地区治安肃正，为我军当前的最重要的任务。以向来那样暂时性讨伐(即扫荡)，显然不能破坏深入地下的组织。因此，我到任之初，欲为此治安工作谋求何种方案，与军事顾问晴气中佐研究结果，从蒋介石在江西省赤化地区施行过的方案，即三分军事、七分政治方案中，得出了清乡的结论。泽田茂与晴气这个方案，很快得到了南京驻华日本派遣军总司令烟俊六的批准，并为汪精卫汉奸政府全盘接受。于是在1941年上半年成立了与汪伪行政院平列的清乡委员会，还在南京召开过“蒋介石五次围剿”研讨会，以此来训练骨干，并调兵遣将。于同年7月1日在所谓苏州地区开始清乡了。可以说，日伪对京沪杭这个战略要地进行清乡，是下了最大决心的，它妄想通过清乡，解决它多年扫荡不能解决的问题。

　　在过去出版的抗战史书中，除《新四军战史》有一章专门叙述清乡与反清乡斗争外，其它抗战史书大都把扫荡和清乡放在一起写的。因此，给读者一个错觉，似乎扫荡与清乡仅仅是形式不同，实质并无二致。对此，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在1942年中共华中局扩大会议上，做过一个《苏南反清乡斗争的总结报告》，其中对清乡和扫荡两者的关系，有过一段精辟的分析。他说：“清乡与一般扫荡不同，要清楚认识。扫荡带有短期性、季节性，带有战术、战役性质;而清乡是很长时间精密的篦梳，其目的不仅仅在于打击我之主力，而且使我之地区彻底伪化，故集中力量，软硬兼施，以彻底破坏我地方党政民众团体。敌伪清乡之特点，是带有战略性质的”。由此可知，扫荡与清乡，两者固然有相当联系，清乡的前奏就是扫荡，但真正开始清乡，是扫荡以后”精密的篦梳”式“清剿”，其本质区别，扫荡是战术、战役性质，而清乡则属于战略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