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僧众抗战期间义举史实解注

　　整理并披露一段尘封于70多年前成都僧众在抗战最艰难岁月的义举史实，除了有对成都抗战历史文化中一些几乎淹没沉寂的点滴史实聚沙成塔补白的意思外，对于后人了解这座底蕴厚重的现代城市是颇有益处的。

　　一、民国时期成都军政界与佛教界的人缘关系

　　(一) “传奇都督”尹昌衡与一代高僧能海法师

　　四川与青藏地缘关系近，民国时期寺庙众多，在此文化环境下，不少川军将领及政商要人大多信仰佛教。1916年，原四川都督尹昌衡[1]任四川陆军速成学堂总教习(相当于校长)时的部下龚缉熙受佛源法师启示，与人共同出资在成都少城的祠堂街建少城佛学社，并设有佛经流通处，除为信众提供经书外，还常请路过或安居于成都的居士讲经。龚缉熙从军较早，19岁时考入陆军速成学堂，小他3岁的川军将领邓锡侯去保定陆军军官学堂前亦在此校学习。1908年当13岁的刘文辉虚报年龄为16岁前去应考该校被尹教习破格录用的时候，龚缉熙已是云南讲武堂的教官了，而与之同岁的朱德恰为其在讲武堂时的学生。1917年护法运动正盛时，龚受刘湘之邀回川军任职。1924年春，已是少将旅长的龚缉熙在儿子刚满40天时，脱下军装在成都文殊院剃度出家，佛源法师为他取法名“能海”，不久从新都宝光寺贯一大和尚受具足戒。1928年起能海进藏修习密宗，拜拉萨著名僧人康萨格西学习密法，获密宗格鲁派宗喀巴大师第二十八代嫡传，并在上海、太原等处多次讲经。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能海法师率弟子从上海返回四川避难，因此他被佛教界公认是民国时代在汉地弘扬藏传佛教、显密同修共证菩提的代表人物。1949年底，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川军将领秘密潜往成都彭县龙兴寺[2]并联名率部向毛泽东、朱德发出起义通电时，在此讲经的能海法师遂施以巧妙的掩护。1950年春解放军第18军进藏前，西南军政委员会派人通过老师尹昌衡联系，拜见能海法师商谈藏区和平解放事宜。法师不仅介绍藏区宗教民俗，还当即给康、藏的上层写信引见，并派弟子隆果喇嘛随军进藏做翻译。建国初，朱德委员长专往北京广济寺看望住持于此的法师，愉快地回顾在云南如烟的往事，并仍以学生身份称之为老师。

　　(二) 邓锡侯将军与能海的两位高足隆莲法师和清定法师

　　能海法师在近慈寺讲经期间，每日听者甚众。其中有他唯一的女弟子、被誉为中国第一比丘尼的隆莲法师[3]。隆莲法师俗名游永康，四川乐山人，外公是郭沫若的老师。她幼时自学国文、地理、数学，曾拜经史名家刘豫波为师，跟美籍牧师燕思恩的夫人学英语，又随悦西格西喇嘛学藏文。在1931年的四川省高等文官考试和1936年的省政府行政人员考试中隆莲均获全省第一。这位巴蜀第一才女还是民国时期省政府的第一位女文职人员，深受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4]将军的赏识。20世纪40年代初，她又师从成都著名老中医陈云门，对《素问》等岐黄之术具有独特造诣，开诊行医。但作为知识女性的隆莲却是一心向佛，1941年6月，32岁的隆莲剃度出家，在文殊院受具足戒时，在场的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亲询其本意，知其出家意愿不改，遂大为感慨。之后，隆莲住持于成都爱道堂[5]。1942年正式师从能海法师学习《大威德生圆次第》，此后，更以她深厚的底蕴，翻译了藏文《入菩萨行论广解》，参加了《汉藏大词典》的编纂，并协助斯里兰卡佛教界编撰英文佛教百科全书和《菩萨戒本》等佛经典籍。1960年，隆莲亲自主持了《四川省志·宗教卷·佛教篇》的编写，是四川地方志宗教史料收集和整理当之无愧的元老和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