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刚起步的武器制造工厂

　迟迟其行的新式钢铁厂

　　在民国时代，合金钢被称为“特种钢”。顾名思义，特种钢就是国内炼不出来的钢材。要炼出特种钢，必须使用电炉炼钢法，建立崭新的炼钢厂，将国内原有的“马丁”平炉升级为电弧炉。然而，建立一个炼钢厂是极为昂贵的。以国民政府在1932年积极筹建的浦口钢铁厂为例，这个新式钢铁厂的初步投资金额预计为2000万美金，折合当时的8000万银元。

　　8000万银元是什么概念呢?民国二十年度(即1931年)的国民政府总支出是7亿8488万余元，占总支出比例最大的军费也不过是2亿9607万余元。换言之，一个炼钢厂的建设成本，相当于当时全国总支出的10%，全年军费的27%。

　　如此惊人的资本，单靠政府是拿不出来的。所以，从北洋到国民政府，都知道新式炼钢厂是国防军事的命脉。但是，谈及具体的钢铁厂建设，却又各个裹足不前。于是，政府转而寻求商人合作的官商合办。然而，讲起商办，就得赚钱。商人投资钢铁厂是为了卖钢材赚钱，不是为了报效国家。于是，钢铁厂建设又遇到第二个难关--洋货竞争。

　　由清末至北洋的三十年间教训证明，一个没有政府垄断保护的新钢铁厂，是没有办法与卡内基、克鲁伯、百禄等欧美钢铁大厂竞争的。欧美的钢铁大厂质量稳定，牌号齐全，而且生产量大，足以确保绝对的价格优势。即使远渡重洋的欧美钢材有价格不菲的海运费，但在上海交货的欧美钢材钢锭，价格还是比中国本地钢厂的低很多，质量也比中国钢厂的要好!于是，从清末官商合办的汉冶萍公司到北洋政府时官商合办的龙烟铁矿公司，所有自建钢厂争取本土国内市场的尝试，全都毁于欧美钢材的无情竞争。

　　官商合办的钢铁公司自然有国营企业的积习，价格质量竞争不过西方大厂，固然在意料之中。但即使是完全民营的钢铁厂，也没有办法把钢价降到足以与西方强国钢材一搏的理想价格。例如，由一群上海企业家在1918年成立的上海和兴钢铁厂钢材质量虽非常优秀，以建筑用的竹节钢为主打产品，包括上海外滩的江海关大楼、沙逊大厦、和平饭店、中国银行大楼与中山陵的建筑都选用了和兴的竹节钢，算是国内数一数二的民营钢铁厂了。但是，在与洋钢的削价竞争下，和兴钢铁厂居然也先后被迫停业了四次!

　　除了高昂的成本和洋货的竞争这两大难题之外，北洋政府贪婪成性的官僚体制也是新式钢铁厂迟迟无法成立的原因。

　　论交期、论价格、论质量、论种类、论服务态度，外国洋行的钢铁，实在是太有竞争力了!而且积极抢单的洋行非常乐意对经办采购案的官员提供优渥的回扣，于是在王纲解钮的北洋政府时期，各大兵工厂争先恐后地抛弃了官僚老大臭气熏人的官办钢厂，将钢材订单发给笑脸迎人、回扣大方的国外钢厂代理商。即使是普通的碳素钢，也宁可选用洋货!于是瑞记、怡和、百禄、禅臣、裕泰、礼和等承接钢材生意的洋行，各个都有接不完的订单。江南制造局钢厂的炉火愈来愈微弱，而在高官间流淌的黑钱却愈来愈惊人。

　　当时，北洋政府军方由钢铁外购引来的滚滚黑钱实在太惊人，让北洋官僚们眼红不已，于是贪心无脑的北洋官僚居然越过军人，由北京财政部出面直接与奥匈帝国的钢铁公司“维也纳坡尔第候德”(POLDI Hü tte)订立了30万英磅借款的合同，以契税为抵押，用来在未来十年间购买Poldi厂的钢铁。但是，脑满肠肥的财政部官员却不懂军事，以为只要是钢就能造炮，既不问国内各兵工厂的需求，也不问钢材牌号与物性用途，一头雾水的陆军部甚至连“维也纳坡尔第候德”是哪家公司都闹不清楚，只好以公函向财政部询查，才知道这家钢铁厂是陆军惯称的“普达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