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延安电影团(3)

　　到达晋察冀根据地后。聂荣臻建议电影团拍摄白求恩大夫的模范事迹。为此，摄影队跟随白求恩从冀西转战冀中。前后将近两个月。当白求恩弯着腰、聚精会神地在手术台上为一个腹部受了重伤的战士做缝合手术时，吴印咸及时拍摄下来。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的照片，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珍贵文献和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这些珍贵资料。于1962年由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编辑成纪录片《纪念白求恩》，在国内外发行放映。

　　1939年12月，袁牧之主持召开了电影团总结会。经过讨论，大家最后决定电影团分为两组进行拍摄：一组由吴印咸带马似友、魏起携16毫米摄影机，深入到根据地最艰苦的平西游击区拍摄;另一组则由李肃带徐肖冰、吴本立携35毫米摄影机，到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进行拍摄。

　　1940年3月初，袁牧之携带在晋察冀根据地拍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电影底片，从河北省易县出发返回延安。4月。吴印咸一组回到延安，将拍好的素材交给了袁牧之。鉴于延安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中央决定派遣袁牧之和音乐家冼星海前往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袁牧之等人赴苏联之前，毛泽东特意在家里设宴为他们饯行。

　　5月4日。袁牧之和冼星海带着已拍好的《延安与八路军》部分底片及有关材料离开延安。踏上赴苏之路。由于国民党的阻挠，袁牧之和冼星海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

　　1940年2月，李肃、徐肖冰、吴本立’一组来到了晋东南太行山区，在八路军总部拍摄了朱德、彭德怀、罗瑞卿、左权等八路军总部高级将领，以及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等首长和指战员在前线的活动和战斗资料。4月初，摄制组接到袁牧之自延安发来的电报，催要在太行地区所拍摄的资料。晋东南摄影组在这时已经完成了预定的拍摄任务，按照袁牧之的要求，准备派李肃和吴本立先期将片子送回去。恰在此时。朱德在4月12日接到中央来电。请他到洛阳见卫立煌后即经西安返回延安。朱德决定让李、徐两人随自己一起行动。一路上。朱德不忘关心电影团和那些胶片。快到洛阳的时候，鉴于洛阳是国民党占领区，康克清对吴本立说：“吴同志，总司令让你把影片放在他的文件箱子里，以防国民党_特务强行检查随行人员。放在他的箱子里，特务是不敢检查的，’这样就绝对不会失落这部分材料了。”5月17日，朱德一行从洛、阳乘火车抵达西安。在朱德和康克清的保护下，李肃、吴本立安全抵达西安，把电影底片交给了袁牧之。

　　1940年11月，袁牧之和冼星海到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很快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全部洗印出来。正当工作接近尾声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1941年6月22日，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进攻。由于初期战事失利，苏联实行战略撤退，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及其他一些电影机构也纷纷向后方撤退。在慌乱的撤退过程中，致使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样片不知去向。袁牧之得到消息后十分焦急。尽最大努力打听和寻找，最终也没有消息。

　　袁牧之离开延安前，为了胶片的安全，带走了大部分拍摄好的底片，而一部分内容相近的16毫米底片则留在延安，等待袁牧之到苏联后的消息再决定。正是由于他们的明智决定。吴印咸在前线拍摄的部分八路军历史资料才得以保留，其中就包括白求恩大夫的宝贵资料。这部分电影资料后来由延安电影团在延安用手工冲洗出来，随东征纵队千辛万苦带到东北的兴山(鹤岗)，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带到北京保存起来。

　　在陕甘宁边区引起轰动的影片《南泥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