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3)

2018-03-12 18:05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除此之外，在民族形式的操作实施方面，右翼人士与左翼人士也有明显区别。王平陵认为：“凡不懂得‘旧瓶’的构造而枉思装入‘新酒’的作者，其结果，徒然浪费‘新酒’而已!”何容也提出：“旧瓶装新酒并不排斥新瓶，旧瓶装新酒也不妨碍新瓶的创造。旧瓶装新酒并不是要推翻和反对新文艺……旧瓶装新酒只是接近民众的方法之一，并不主张创作新文艺的人都投入到这项工作中。”而在许多左翼人士关于民族形式的表述，尤其是延安地区的相关讨论中，是否利用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旧有形式不但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更是是否站在人民大众立场的问题。艾思奇就强调了运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旧形式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中国今天的现实对于文艺人所提出来的历史要求”，是“文艺发展的一个必然的规律”。“不管你个人之观点愿意不愿意，它总要推动着你走上这样的前途。”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更是将是否热爱工农兵的文艺形式，文艺创作能否为人民群众所接受、喜爱，上升到了知识分子改造的政治高度。

　　除了国民党官方刊物所刊载以及右翼人士和国民党官员撰写的讨论文章之外，抗战期间，其他一些中间派人士在探讨利用旧形式创作通俗文艺的问题时也体现出了区别于左翼的文艺大众化及之后的民族形式论争的特点。例如沦陷区鸳鸯蝴蝶派的刊物《万象》就于1942年推出了两期“通俗文艺专号”，讨论了大众语和利用旧形式等问题。其中既出现了中共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的提法，也涉及了国民党方面提倡的文艺内容上的民族性。这些文章虽然没有使用民族形式的概念，但是是站在通俗文艺创作者的立场来肯定通俗文艺的价值。

　　总之，民族形式讨论是抗战时期各方关于旧形式利用、通俗文艺等大众化讨论的一个重要话题。这些问题的讨论与实践并非左翼一己之力推动的结果，而是在为抗战展开民众宣传工作的大前提下，各方面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它既包含了作为执政当局的国民政府在民众教育和政治宣传方面的大力倡导，也包含了左翼领导的一系列文艺运动的实绩推进，同时还包含了中间派人士在民众教育和自身创作方面的追求和努力。在这些讨论中，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各界人士，都表现出了与普通民众沟通的困境和焦虑，从中也体现了五四以来建立的新文艺长期以来在面对民众顽固审美习惯时受到的制约和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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