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关于文艺民族形式的讨论(2)

　　曾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干事的钟宪民就撰文着重强调了在抗战时期，要注重文艺的宣传作用，从而“使文艺完成对抗战的最大作用”。而这种最大化的功用“必须通过大众化的实践”，并强调了大众化最大的途径是旧形式的利用。因此要利用小曲、大鼓等“至今还被民众所爱好与民众打成一片的民间艺术”，加入新的内容。

　　1942年国民党官方刊物《文化先锋》也集中刊载了一批关于通俗文艺和旧形式的讨论文章。其中王平陵的长文《通俗文艺商兑》明确提出了“通俗文学的提倡”是“文学界当前的急务”。老向也撰文细数古今的实例，证明通俗文艺的力量，强调时代对通俗文艺的需求。

　　同时，这些讨论文章也检讨了旧形式存在的问题，并针对新文学创作者对利用旧形式的质疑进行了回应和解答，对如何利用旧形式来创作通俗文艺作品提出了具体的看法。胡秋原就认为只要注入抗战建国之新内容，旧形式便可以大胆地利用。“不仅旧形式，旧事实也要利用。”“不仅作风形式而已，印刷的形式也当利用。”老舍则强调了多习多写对于通俗文艺创作的重要性，且建议创作者可与实际操作者交流学习。时任《文化先锋》主编的李辰冬撰文追溯了通俗文艺的起源，总结了历来通俗文艺作品不朽的决定性因素，并从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给提倡通俗者提出了创作建议。

　　除了对通俗文艺在民众宣传效果和途径方面加以论述之外，不少人还将通俗文艺与民教工作相联系。何容就认为，通俗文艺在战时的任务是宣传，在平时的任务是教育。国民党高层官员张道藩也专门撰文谈了通俗文艺对于民众教育和满足民众对文艺需求上的重要作用。

　　出于抗战的需要，许多探讨通俗文艺的文章，也表现出对于国民政府政治宣传工作的支持。胡秋原就认为抗战以后，“所有作家空前一致的拥护政府作民族的斗争”是文学界的可喜现象，并提出了“为抗战建国而文学”的号召。王平陵也提出：“为了发扬合理的‘国家观’，提高民族的意识，强调斗争的热情，就不能不适应时局的需要，尽可能地创造战时的通俗文艺，使农民站在自己的立场，学习他们所必须学习的一切。”而且，讨论中虽也使用大众化这样的提法，但是“通俗文艺”明显有着更高的出现频率。

　　尽管国民党官方刊物对利用旧形式进行通俗文艺创作的宣传作用和民教功效给予了高度评价并积极支持，但是在通俗文艺自身的定位上，却未将其视为文艺的发展方向和作家的强制性任务。何容就表示：“通俗文艺的目标不在于成为文艺的主潮，而在于要民众也有文艺，有合乎时代需求的文艺，有比原来民间文艺更好的文艺。”这一点也与左翼三十年代发起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和在抗战初期关于大众化问题的态度以及之后的民族形式讨论中致力于归设文艺发展方向，甚至唯一正确方向的态度大不相同。 　　这种区别在涉及对五四新文艺的态度时更是十分明显。右翼文人和国民党官员在通俗文艺的讨论中没有正面否定和质疑五四以来建立的新文艺，而只在抗战背景和民众教育方面指出了利用旧形式较之新文艺更便捷高效，并主张淡化对新与旧的讨论。胡绍轩就主张：“在此抗战时期，为了宣传，对于通俗文艺的写作，应该尽量创造新形式，也应该尽量运用‘好的’旧形式;旧形式通俗文艺的提倡，决不会影响新形式文艺的发扬。”张道藩更是对政府扶助通俗文学是要打倒新文学这样的指责极力申辩，并提出新文学和通俗文学完全有共存的可能。但是在左翼文艺界尤其是延安地区，民族形式讨论往往贯穿着对新文艺的批判质疑。例如柯仲平就指出，“今天的民族抗战的大众文化运动，大众文艺运动”是对于五四时期的一种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