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选举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是从乡级选举开始的，以延安作为试点。

　　早在1937年5月，西北办事处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设立了“边区选举委员会”，由蔡树藩任选举委员会主任，高朗亭为副主任。1937年7月，延安县及各区、乡先后成立选举工作委员会。从7月开始，直至当年12月，历时半年，一场自下而上的选举之风，首次刮过这片土质松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

　　广袤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全民选举，新奇劲就如同天外来客造访，面对陌生的新鲜事物，刚开始，广大百姓既感兴奋，又显得毫无头绪。

　　这时，选举委员会结合边区的风土人情，热热闹闹搞起了选举宣传。

　　这一阶段，在庙会、香火会、集市和群众大会上，开始有人拿着喇叭沿街喊话。田间地头农闲时间，街头巷尾，经常看见选举宣传队的影子，挨家串户，穿梭其间，甚至连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也被他们邀请过来开茶话会，动员积极参与选举。墙上到处贴满了各种标语，“人民是政府的主人”“不让一人站在选举之外”“选举是保卫边区的法宝”“到农民家中去”等等。边区报刊和发向各村庄的小册子、宣传单和各式街头小报，则采用了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用语，生动形象，通俗易懂。选举委员会可谓是煞费苦心，不放过任何形式的宣传，将选举故事改编进了秧歌、地方戏曲、乡村流动式剧团演出及农村小调中。如《选举小调》唱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要私情。”“清清的天，白白的云，大家选举要留神。选举票上看清楚，看清好人与坏人。选上好人大家好，选上坏人都糟糕。”

　　边区直白而又淳朴的选举宣传，伴随着街头喇叭和民间小调逐渐融入了老百姓的睡梦中。

　　接着，选举委员会开始组织选民登记。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二章“选举资格”第四条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犯下列各条之一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有卖国行为经法庭判决者。2.经法庭判决有罪剥夺公权期限未满者。3.犯神经病者。4.(1)项人的家属，但其家属如系革命者不在此例。”

　　边区的选民登记以填表格的形式登记选民信息，然后筛选公布名单。选民名单采用“红白榜”做法。红榜代表具备选民资格，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白榜代表不具备或被剥夺选民资格。“红白榜”一确定公布，乡村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榜单前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一些地富绅商，看到红榜上有自己的名字，露出满脸的笑容。

　　候选人的名单是不出本乡范围的，选举以乡作为单位。乡代表，每20位居民选举代表1名;区议会议员，每50位居民选举1名;县议会议员，每200位居民选举1名;边区议会议员，每1500位居民选1名。不满法定人数而在法定的半数以上的，选举议员1名，人数在法定半数以下的，选举候补议员1名。各级选举得按照当选人数，选出三分之一的候补议员，候补议员出席议会时，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候补议员以得票的次多数充之。

　　那些社会名望高，才能突出，德行兼具，百姓认可的人，一般都在候选人名单中。在候选人的提名上，选举委员会采取各抗日党派、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选民联名推荐(至少10人以上)三种方式。正式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名额，实行差额选举。

　　边区百姓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眼睛都是灼亮的。推出的候选人，群众并不是都认识。这时，提出候选人的政党或团体被要求详细介绍候选人的情况，或者是候选人自己要当众说明政见和施政方针，而群众可以自由批评，谁好谁不好，什么话都可以说。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道：“当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

　　选举盛况，热闹景象犹如赶庙会、过春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