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铁蹄下的广州

　　广州沦陷后，在日军铁蹄下，广州人民不但日夜处于极端恐怖之中，而且在生活上受着地狱般的折磨。由于很多有能力逃避的，大都移居乡间偏远地区或向大后方各城镇转移，因此广州人口大为减少。1940年5月，伪广东省公安处向记者透露，谓“广州人口，大约在90万左右”(抗战前约170万左右)。1943年8月，日伪公布的数字，根本没有具体人数，只说“全市合计有120361户”。即使这一户数属实，以每户平均3人计，也不过36万人，实际上市内人口逐年减少。因此，日军侵占后的广州，是一片萧条荒凉景象。

　　据史料记载，由于当时十室九空，四处荒凉，猛虎恶兽竟多次出没于近郊甚至市区，在小北、黄花岗、沙河及三元里一带发生多起咬毙小孩及大人的事件。据老人回忆，此种现象为近百年来所未见。可见当时广州的荒凉情景!

　　由于我游击队活跃和枪击日伪官员事件迭有发生，所以尽管在市区，入夜7时即宣布戒严，一般平民一律禁止通行，并经常突击检查、搜索，稍有可疑，即被投入牢房，甚至秘密枪杀。1939年11月，广州日军将拘留于黄德光医院的良家妇女2000余人编为“姑娘慰问团”，分送前线充当军妓，拒绝者多被杀害。

　　日军侵占广州七年，镇压抗日爱国人士从来没有停止过，惨遭毒手的同胞不计其数。据黄埔区一位抗日老人陈荣基回忆，广州黄埔地区牛山有一日军屠杀我同胞的万人坑。此坑原为清朝镇守珠江之牛山要塞炮坑，长约百米，宽深各约3米。每天均有我大批同胞被日宪兵队押解至黄埔审讯，酷刑拷打，受刑同胞的惨叫声日夜不绝;刑讯后又日夜用汽车运至牛山脚下炮坑枪杀或斩杀，将尸首扔进抗内。积年累月，风吹日晒，尸骨满坑，臭气冲天。当时附近乡民粗计在该处被杀者近万人，故称为“万人坑”。像牛山“万人坑”这样的杀人场当然不只一处。日军在黄埔大沙地路口及现石油化工厂招待所路口之百年大榕树下，亦曾吊打和屠杀过无数抗日志士及无辜群众，并经常将被害者尸体吊在树上“示众”。

　　当时广州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因为很多农民弃田外逃，有些田园荒芜，无人耕作。日军只能依靠从日本本土、台湾或泰国运粮供应。但路途遥远，运输途中又时受袭击。即使运到，也是优先供应日军，剩余的才能供应市民。因此，沦陷七年，广州市民经常处于饥饿状态，饿毙路尸、弃婴，街头巷尾随处可见。日伪虽为装点门面在市内设立施粥点数处，但杯水车薪，且粥稀如水，无济于事。特别是日伪大小官员贪污成风，层层剥削，中饱私囊，饥民日子更为难过。如1940年8月12日，伪广东省救济院收留的老弱病残人员，由于不堪伪救济院的克扣剥削，不得不联合赴伪广东省政府请愿，痛陈该院的种种黑幕及其所受的痛苦。特别是日本于1941年12月8日向英美正式宣战并进攻香港后，由于香港回穗居民逐日增多，至1942年2月，香港居民来穗人数已逾46万人，加以商人乘机操纵金融提高米价，广州物价波动幅度更大，迫得伪广东省政府自1942年6月22日开始实行计口售粮，食盐也要凭证供应，市民叫苦连天!

　　市民不得温饱，不少人回乡谋生。单同年10月20日一日的记录，回乡者即达3000余人。由于盟机轰炸日紧，谣言四起，市面金价猛涨不已，进一步牵动粮油价继续狂涨。1944年，伪广东省政府实行全面登记金饰业店铺，企图加强控制，但金价并未因而停止上升。而且，日军侵占香港后粮食补给困难，更无力供应民食，1944年4月15日乃宣布停止配给香港居民口粮，香港市民人心惶惶，纷纷返粤，广州粮食压力更重，粮价有如脱缰野马。至该年12月，每担米价竟涨至伪币1.5万元，油、糖、面粉、豆类亦猛涨，有的甚至增涨数倍。广州市民苦不堪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