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在广州近郊的暴行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那时我在广州市郊园下村小学教书，当日仍然坚持上课。

　　10月21日清晨，日军迫近广州，日本飞机多次轰炸广州市。城北的广花公路，汽车连接着向北飞驰，散兵游勇沿途急行，市民逃亡的队伍越来越长，日本飞机沿路追着轰炸射击。见此情势，全校师生立即疏散回家。中午，日机一架飞来园下村上空，在小学邻近投下一枚炸弹，3间民房被炸毁，我校女学生颜留好母女及邻居老妪被炸死。附近的龙归圩，同时也被炸塌店铺数间，死伤7人。

　　入夜，知情者挨户通知村民：“日军已侵入广州市，快快向西逃走。”话间，只见北村军械库着火焚烧，火光冲天，爆声隆隆，惊心动魄。城北地区乡民，误以为日军已经打到，便四处逃生。我们渡过流溪河，驻脚于蓼江村、神山村一带。

　　广州沦陷后，11月初，日军向城北进犯，伍观淇组织禺北民众抗日武装，沿着流溪河北岸，抗击敌人。日敌驻扎在龙归镇大敦松园，每天上午八九时，窜至蚌湖村南岸，交战至下午5时左右才窜回。11月9日，日军分三路进犯，有一路经南村过园下村，沿途捉了南村青年6人，园下村颜泰父子4人，被强迫推大炮，送弹药。逃往蚌湖、神山的部分园下村、南村村民，因要抢收晚稻，冒险回家，将到园下村时，遭遇敌军，男青年全部被捉捆起。当天敌军收兵时，将被捆的15人，拉到园下村水冷头塘边，加以杀害。仅有颜勇全一人，被打了3枪，背部被刺一刀，重伤未死，得以生还，是至今健在的历史见证人。在其他地方被绑的20多人，被迫拉大炮回到大墩松园后，日军用长剑逐个斩掉头颅，人头落地滚动，鲜血从颈项喷射，悲惨之状，目不忍睹。颜泰父子4人，仅得12岁的幼子生还。这场血案，被杀者34人，伤者4人。

　　11月中旬，日军迂回窜进流溪河北面，伍观淇率领民众抗日武装队伍，撤退到三水、四会，建立游击区，继续抗战。他通知禺北的逃难民众，向三水、四会逃亡。那时，拖男带女的二三万逃亡者队伍延续十里，而日军飞机却在上空侦察，不断扫射，死伤多人。到五和圩，因过浮桥，难民挤满河岸，日机投下两枚炸弹，又死伤20多人，我家亦有两人轻伤。

　　嗣后，华侨眷属大部分逃到港澳，我和部分家人亦到九龙去了。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我们又转回沦陷区的家乡，因侨汇断绝，饥寒交迫，十分凄苦。

　　1942年春，我在南村永兴庄教书，身栖沦陷区，即活于地狱，目睹耳闻，多是人间少见的悲剧!

　　日军在广花公路各处交通要道，设立哨卡，检查来往行人。他们任意杀戮群众，或侮辱妇女。我村有一青年妇女经过加禾圩哨卡时，被日军拉住，和邻村两名妇女一起，均被脱光衣服横加侮辱。有一妇女反抗，日兵便兽性大发，用枪头刺刀向其阴部刺去，捅向腹部，肠脏立即泻出，当场死去。我村那位难妇，受惊回家后亦大病一场。广大民众称日军哨卡是“鬼门关”。

　　日军在各圩镇、山头要地，都设有营房和哨所。每个营房都有一队汉奸密侦队，作为耳目，监视中国人。城北地区，被密侦队杀害的无辜农民，无法统计。当地人民叫密侦队为“勾魂夜叉”。地方上的汉奸组织，圩镇有维持会，村庄有伪保长。他们秉承日军意旨办事，群众要向他们购买一张“良民证”，登记姓名，严加管制，群众叫这班汉奸官为“阴司判官”。

　　密侦队随时到各街坊、村庄勒索财物，稍不如意，即诬指为“抗日分子”、“游击队”。引出大队日军围街、围村搜捕，他们就乘机搜刮财物，拉人勒赎。1942年中秋节，我回园下村与家人团聚，不料当夜遭到围村。凌晨，密侦队、伪保长带着日军，沿门驱逐村民，集中于村边空地，继而逐个辨认手掌，不知根据什么，竟把十多个青年农民绑起来，又把刘联的母亲捉住拷问，诬她的儿子是“游击队”，迫供不行，继而用水满灌入肚，再用脚踏压腹部，迫水从口鼻喷出，弄得死去活来，悲惨之状不忍入目。围村后，村民失掉不少财物和家禽。至于被绑走的那十多个青年，被密侦队、伪保长勒索了财物之后才逐个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