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工民主党在广州开展抗日斗争的回忆（上）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中国农工民主党积极开展抗日活动。该党广东省和广州市委组织在抗战中作过什么贡献?现结合个人经历忆述如下：

　　一、出版刊物 宣传抗日

　　抗战初期，广东和全国一样，群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宣传抗日的报刊如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农工民主党(当时称“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在1937年春至1938年10月广州失陷前，近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版了《南针》、《抗战农村》半月刊、《抗日青年》半月刊、《抗战华侨》旬刊等几种刊物。《抗战农村》半月刊创刊于1937年2月16日，是农工民主党广东省委的机关刊物(地址在广州市惠福东路惠新东街三号二楼)，主编是李伯球。每月由李洁之捐助500毫洋作为出版经费。在这刊物面世之前，农工民主党还出版了《南针》月刊。在创刊号转载了中共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第三党的《抗日战争时期的政治主张》。这两个刊物是农工民主党同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密切合作的产物。虞焕章(杨康华)、叶兆南(孙大光)、何思贤、卓炯、冯和法、漆淇生等经常为该刊写稿。他们的文章立论正确、观点鲜明，颇受读者欢迎。《抗战农村》还组织一个“抗战农村社”，提出凡赞成该社的宗旨——本自革命的三民主义立场，研究抗战时期农村问题，扩大农民抗敌宣传，发行《抗战农村》——履行一定组织手续，即得为社员。通过这个组织，建立了广泛的通讯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群众性。在粤东的梅县、兴宁、惠阳;在潮汕的汕头、潮州、揭阳、澄海;在五邑的台山、开平、新会、恩平、鹤山;在珠江三角洲的中山、顺德、东莞;在广州地区的番禺、增城、从化、花县和粤北的清远、英德、曲江、连县等地建立通讯员站，每期都刊登了来自上述各县、市的通讯报道，反映了农村抗日救亡情况，引起各方面的重视。该刊在创刊词中，号召组织巩固和扩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李伯球还专门写了一篇《农村统一战线的认识与行动》，阐明“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观点。

　　《抗日青年》半月刊，是农工民主党广州市委抗日青年团的机关报(地址设在广州市文明路199号2楼)，主编是杨启祥(当时是农工党广州青年运动委员会负责人)。主要读者对象是青年学生、工人和农民。该刊主张建立青年反日统一阵线。这代表了农工党广州抗日青年团当时的政治立场和态度。得到群众的热烈支持。

　　《抗战华侨》发行人是彭泽民(前农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已故)，编辑是张春波(即张觉初，又名梦醒)，该刊于1937年5月1日创刊(地址分别设在香港西环卑路乍街47号2楼和广州文德中路47号2楼)。主要读者对象是东南亚地区的华侨。经费来源是靠华侨和港澳人士的捐助。彭泽民曾撰文《读<霹雳埠华侨致电第五、第八路军>感言》，赞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平型关大战中英勇善战，战绩辉煌，并号召海外华侨：“尤应深念在最前线浴血苦战的民族战士，加紧节衣缩食，踊跃输将，献身为国，共同争取最后之胜利，彻底之解放”。《抗战华侨》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公开号召海外华侨积极支持八路军，是难能可贵的。

　　二、组织青年 抗日救国

　　1935年“一二·九”北平学生运动的爆发，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在此形势下，1936年，广州“民众歌咏团”建立起来了，它聚集了1000多名青年和学生，其中有共产党员、国民党员、民主党派成员和进步青年。随后，由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青年群众的自觉要求，相继成立了“广州新文字协会”、“广州世界语者协会”、“广东青年抗日先锋队”、“广州抗日青年团”，以及“广州艺术工作者协会”等，广泛团结了各方面的青年。这些进步团体，积极帮助青年正确认识形势，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教育和鼓舞青年热爱祖国，奋发向上，追求真理。我在这些进步团体的活动中，先后结识了不少共产党员和进步朋友，如黄焕秋、陈原、陈嘉(杜襟南)、姚熔炉、乔毅、游波等，也认识了张觉初、司徒卫中、徐云青、潘日荣等。以后由司徒卫中、潘日荣介绍我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同一时期参加的还有梁惠怡、毛允玲、刘尧杰等，我们被编入同一个小组过组织生活。从此，我和农工民主党结下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