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沦陷前夕警宪仓皇撤退所见

　　广州沦陷前，负责捍卫广州的警备司令由六十五军军长李振球兼任，司令部设在光孝路的光孝寺内，在此发号施令，指挥驻广州内外围的武装力量。所有广东的各宪兵部队都归其指挥。

　　当时驻广州的广东绥靖公署的高射炮部队，由于扩编后兵源仍缺，准备以由东川路迁往河南石榴岗训练的广东宪兵教练所的学兵一部，拨作补充高射炮兵之用。由于这样，我亦由高射炮部队调往教练所充任教育副官，担任协助教育训练事宜。教练所也归广州警备司令部指挥。

　　1938年10月20日，日军已逼近广州，正是兵临城下，第四路军总部准备撤退。李振球指挥防守力量未能如意，也早作了“走为上计”的打算。宪兵司令部参谋长伍启桢除计划从陆路撤退外，还准备部分人员从水路撤离，着我率领配足轻机枪、步枪、手榴弹的一个加强班的兵力，装备了一艘汽艇，停泊在长堤海关前码头，准备必要时掩护部分人员撤离之用，并声明会派人来不断保持联络，指示如何应付情况的演变。我受命后即带领兵力进驻艇上，严密戒备候命。这时，思想上难免有所怀疑，认为情况紧迫时会不会把我这势单力薄的人员和汽艇抛弃不理呢?如联系断绝则只有当机立断行事而已。

　　至晚上，由于没有人员来联系，广州市区内的情况又不明，只得全神贯注，枕戈待旦，作好战斗及航行准备，殊料警备司令部在此之前已开始撤退，撤离前在司令部内把文件及地图等已尽情焚烧，竟抛弃了在水上候命的人员及汽艇。可能是从陆路匆忙撤退无暇顾及所致。

　　过了不眠的一夜，天甫微明，能见度百公尺左右。这时遥见竖着日军旗帜的战车数辆，沿太平路南窜至西濠口，然后分东西两向沿堤岸马路直驶。当时我知已联系无望，只能当机立断，即着令斩缆开艇。汽艇行驶的速度很快，沿花地方向的内河出北江向清远撤退。约当日下午近黄昏前抵达清远县城，湾泊码头后，即率领部份兵士登岸，在城内极力了解情况。不久，遇见宪兵连长陈×，询问情况后知第四路军总部是昨夜撤到清远县城的，但司令部竟没有什么兵力警卫。陈连长认为我既有一个加强班的兵力，邀我先带往配备警卫。在回码头途中，又遇宪兵营长谭迪光。互谈情况后，他说，往总部警卫可不必了，因为总部的工兵营长谢义刚到，他有一连兵力已临时权作警卫之用了。后来我们就在附城祠堂觅地驻下，汽艇则交由宪兵营负责。

　　据当时不少人说，宪兵司令李江，于撤退时已化装成百姓潜逃离去，一时“群龙无首”，情况更为混乱。广东宪兵司令部的宪兵部队则由参谋长伍启桢率领，奉命编为第四路军补充旅的一部。

　　到清远后，连日路上看见拖男带女扶老携幼的逃难者络绎不绝于途。当时有一批青年男女学生于逃离广州时过于匆忙，除一身外别无他物的大不乏人，其狼狈状态真是笔难尽述。听说有一位女生，由于生活无着，迫得嫁给当地一杂货店店主以维持生活。当时该店主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不用怎样费力便得到一个年少貌美的妻室，忧的是正值兵荒马乱，国难当头，几乎自顾不暇，突然增加负担，照顾实不容易。仅这一点便可见到不战而退带给人民的灾难之多了。

　　不久，我们的宪兵部队整编为第四路军的独立旅，旅长喻英奇，参谋长仍是伍启桢。一次，伍启桢偕我赴三华第四路军司令部开幕僚会议，见到了司令官余汉谋。会前，总部设宴招待参加开会的各军、师、独立旅的参谋长及随从参谋，分两室开席，伍启桢和我都在与余汉谋同室三席中的一席。席间虽互有言谈，但大家心情沉重，并无欢笑。余汉谋入席后开始讲话，内容大意是说他痛失守地而遭国人特别是本省民众的痛骂，连他的家人老幼等都无一例外。余说自己负疚良深，毋以对国人，毋以对本省父老。这时，与其同桌的总部参谋长王俊、副官长黄延祯均极力劝慰，王俊还赶快引咎自责，认为自己应负一份责任。停了一会，默坐无言，余没有起筷便离席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