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始末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为惩治日、德、意法西斯战犯，通令广州、武汉、北平等地高级军事机关，限于1946年2月1日成立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广州行营(简称行营)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因筹备不及，延至2月15日才呈报成立，负责审判华南地区及越南的(当时越南日军系由我国受降)日、德、意法西斯战犯。1947年1月，行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该庭亦随之改称为国民政府主席广州行辕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简称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址设在广卫路4号(原建筑物于1983年拆除，改建为建工大厦)。笔者当年在高等法院掌管人事管理，与该庭人员有接触，现将见闻介绍。

　　军事法庭的组成

　　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内设审判庭、检察处、书记处三个部门。审判庭由审判长(军法审判官)一人，军法审判官四人组成合议庭，负责审判。检察处由主任检察官一人，检察官一人组成，负责侦查及决定是否起诉。书记处由主任书记官一人，书记官若干人及翻译、副官等人员组成，负责审讯记录、编案、传票、行政事务等工作。三个部门比照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各有独立职权。

　　从名称看，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属行营建制，但实际上它是由广东省高等法院(简称高等法院)、广东省高等检察处(简称高等检察处)、行营三个单位抽调人员，联合组成的一个审判战犯的特别法庭。它的主要职位都由高等法院及高等检察处调派来的人员担任。如庭长(当然的审判长、军法审判官)刘贤年、主任书记官黄炎球，原来分别是高等法院的庭长、主任书记官。主任检察官蔡丽金原来是高等检察处的检察官。其他的四个军法审判官，除廖国聘原来是高等法院推事外，叶芹生、许宪安、关振纲原来是行营的军法官。检察官吴念祖原来也是行营的军法官。该庭结束后，所有人员又都返回原来的单位。

　　对战犯田中久一的审理经过

　　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虽然名为军法审判，但审判却是公开的，也容许机关、团体、地方人民推派代表到庭陈述意见。对被告战犯还准其聘请律师辩护。没有聘请律师的则由法庭指定律师为其辩护。该庭对战犯的审判，是按国际公法、国际惯例、陆海空军刑法、特别刑法、刑法等法条，决定是否起诉和就起诉的案件依法审理，作出判决及执行。对于那些血债累累，罪有应得的战犯，本来无需在这里多费笔墨，现只选择田中久一一案的审理经过，作一些介绍。这不仅是因为田中久一是华南头号战犯，而审判战犯又是抗战史不可缺少的一页;更因为过去一些书刊对田中久一战犯案的审理和执行情况的报道，多有讹误，为求实存真，有必要在这里加以纠正。

　　田中久一，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抗战后期任日军第二十三军军长，兼南支派遣军司令。1944年2月起，还兼任香港总督。任职期间，指挥日军在中国战区焚烧劫杀。正如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判处田中久一死刑的判决书末尾所说的，“被告纵横转战，肆虐东南，罪迹繁伙”，是罪不容诛的战犯。但他于1945年9月16日在广州市中山纪念堂向中国签署投降书后，并未被作为战犯看待，还指定其为日军官兵善后联络部部长。直到国民党政府公布惩处战犯的一系列法令，规定凡属一个战区以上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均得以战犯论处之后，才于1946年3月将之列为战犯，拘囚于广州南石头日俘集中营的一间小洋房内(属战犯拘留所)。

　　1946年5月23日，广州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主任检察官蔡丽金对田中久一提起诉讼，由审判长、军法审判官刘贤年，军法审判官廖国聘、叶芹生、许宪安、关振纲组成合议庭进行审判。由刘贤年负责审判前的一切准备事项。主任书记官黄炎球担任纪录，翻译员曾广科担任翻译，指定辩护律师薛祀光。可见田中久一虽然是罪行累累的战败国战犯，在审判上我们还是依照国际司法惯例，给予公正的审理。在审理过程中，美国以田中久一犯有虐杀美军俘虏罪(田中久一于1944年兼任香港总督期间，指挥部属将领对因轰炸香港日军而机毁被俘的美军少校飞行员何克(译音)多方虐待后，判处及执行死刑)，通过外交途径，于1946年8月把田中久一提解往上海美国军事法庭，与同案犯日军香港总督部参谋长福地春功、前日本香港军事法庭庭长久保口外等5名战犯一同受审。美国军事法庭经审理后，于1946年9月3日判处田中久一死刑(同案犯福地春功等分别被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及无罪)。这是田中久一第一次被判死刑，并经确定在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