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抗战文化队伍的聚集与战斗(6)

　　永安的抗日文化战士就是在这样一个物资匮乏、疾病肆虐、环境险恶的小山城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文化活动，勇敢开拓，努力创新，兴办了许多具有强势影响的出版社和报纸、刊物。据不完全统计，省会在永安的七年半时间，创办了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等39家出版社，长风印刷所等19家印刷所(厂)，力达书店等15家书店，出版了《老百姓》、《建设导报》、《民主报》等13种报纸，《改进》、《现代文艺》、《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等129种期刊，700多种书籍，近40套丛书、丛刊，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从内容和宣传效果看，永安各类出版物绝大部分是向广大读者指明抗战的光明前途，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使永安以及东南地区出现了抗日情绪高涨，进步文化繁荣的新局面。尤其是改进出版社的《改进》、《现代文艺》、《战时木刻画报》、《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六种期刊及其他出版物成为风行东南各省的读物。从这些文化建设的规模、数量看，除报纸的种类与桂林相当外，其余的确比不上被誉为抗战文化城的桂林，但永安作为临时省会期间，全县人口不到10万人，城区人口仅3万多人，而桂林原本就是省会城市，人口多，条件好，“1938年底人口12万人，1942年达31万人，1944年大疏散时达50万人左右”[25]，若按人口比例，永安的出版社、印刷厂、出版物的数量已是非常可观了。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山城里，诞生了许多震撼中外的名篇佳作，感人肺腑的抗战戏剧和抗战歌曲，以及见证日本侵略罪行的漫画、木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在理论界，王亚南教授在永安出版了《社会科学论纲》、《中国经济原论》等经济名著，大力宣传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观点新方法，倡导要用《资本论》的观点、方法及其体系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从中国人的角度研究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在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科学论纲》对提高当时中国社会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经济原论》更是中国经济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起了重要作用，为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2] [26]。名扬中外的新闻记者、军事评论家羊枣，在永安一年多时间，发表了《只有牺牲才有胜利》、《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环绕世界战场》、《从柏林到东京》等120多篇文章，共70余万字，深刻地指出抗战必胜，德、意、日法西斯必败的历史必然。“他的文章，在风雨如晦，乌烟弥漫的福建省会山城永安，起了很大的澄清作用，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14]“抗战八年间，在出现于报章刊物上的极少数军事评论家的中间，羊枣是杰出的一个。”“我们应当把他的军事论文，和美国的麦克斯.威尔纳(Max Werner)与伊利奥特(G.F.Elliot)”，英国的佛勒少将(Major-Gen.Fuller)与李特尔哈特上尉(Capt.Liddel Hart)并列。[15]他“已成为东南一带年轻人心目中的良师”。历史学家、翻译家沈炼之在永安期间翻译了近10余部进步论著，还撰写了许多论文。他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法国革命史讲话》是国内较早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经济学家张振乾在研究农村土地问题时，带领调查组到龙岩、宁洋、上杭、连城、武平等县，对老苏区原闽西红军土地改革区实地调查，共调查了1800多户，访问了各层人士150多人，写出了《闽西土地改革区公田经营方式的研究》报告[19]，这在国统区的经济研究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一份报告。文学家董秋芳在永安生活战斗了7年半之久，撰写了大量文章。他在永安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在“永安大狱”发生，他将捕未捕之时发表的《沉默之美》，希望“有生命的人，不需要沉默的美”，而要“蓬勃的生气的美”，“要阳光普照下的人间的美”，号召人们“挣扎、战斗，争取这种人间的美”[13]。“文章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钳制舆论的黑暗现实，很刺痛反动派的神经。”青年知识分子高时良编著的《第二次大战的近东与远东》、《亚洲风云》、《欧洲风云》、《风雨海洋洲》四本专著，宣传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