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抗战文化队伍的聚集与战斗(3)

　　永安地处闽中山区，群山连绵，交通闭塞，经济十分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并时有疟疾、鼠疫、霍乱、伤寒病发生，加之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对内迁永安的革命者和文化人来说，都是要面对的严重挑战。在诸多困难之中，首先遇到的是住房问题。由于临时省会永安短时间内增加了大量人口，住房十分紧张，许多机关学校到城外一二十里路远的乡村租住民房落脚。著名的改进出版社编辑部早期就安在吓蛤村，“居民贫苦，房屋破旧，四周都是荒凉的山野，晚间常有野兽出没。”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和一批知识分子就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工作，出版广受欢迎的《改进》等六种刊物。时任东南文委书记的邵荃麟、葛琴夫妇，就住在吓蛤村一座单独的原做‘肥寮’(即农村中堆放草木灰、猪牛粪之类农家肥的屋子)的破旧房子里。身为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党的重要领导干部，邵荃麟就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指导和实际参加抗日进步文化活动的。他发表了小说《英雄》、《客人》和剧本《麒麟寨》等作品。

　　永安还是“鼠疫流行、疟疾成灾的峦瘴之地”，黎烈文“初到永安时，由于气候恶劣，食宿条件简陋，患了严重疟疾，经常与病魔鏖战，大热天盖了棉被，浑身还打寒战(俗称打摆子)，随即发高烧。发病时的痛苦虽曾使他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但高烧退后他又坚持下来。他不仅不知疲倦地工作，还亲自撰写大量文章，发表许多翻译作品(如《苏联的建设》、《第三帝国的士兵》、《伟大的命运》等)。”[8]“演员关礼邦在山区演出，患恶性疟疾，由于没有奎宁丸(当时治疟的主药)，演出队要送他回永安就医，他坚决不离岗位，咬紧牙关坚持演出。某日半夜晕倒在上厕途中，翌晨被发觉时已死去。”[10]

　　自永安成为福建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后，被日本侵略军当作重要攻击目标，多次进行狂轰滥炸。据记载，1938年6月7日，1939年5月15日，1941年8月9日、8月12日，1942年1月16日、9月24日，1943年1月2日、11月4日，永安先后遭受日机多次轰炸，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7]，人们时时要准备躲防空洞。1939年夏，“民教团”在下吉山防空洞排演《喷火口》、《三叉口》时，突遇敌机轰炸，外面街上一片火海，血肉横飞，惨状更激起团员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大家同仇敌忾，以昂扬的斗志赶排节目。[22]

　　然而，更大的困难和危险在于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政治压力和人身迫害。1938年7月颁布“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939年5月颁布“国民党‘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1942年颁布“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监督办法”等，都极大地限制了进步报刊杂志的出版。1940年9月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各省党部下达取缔中共刊物，捣毁出售进步书刊的密令[7]。1940年《现代文艺》刚问世，就说该刊登载邵荃麟的小说《英雄》“妨碍役政”，指控改进出版社“隐藏着共产党”。省党部几次密令追查先后任《现代青年》主编的卢茅居、卓如等共产党员的行踪。皖南事变以后，顽固派更以军事围剿和文化统治双管齐下，袭击福建省委机关，逮捕并杀害了卢茅居等共产党员，强迫许多刊物停刊。抗战最后两年，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最活跃时期，顽固派更是虎视眈眈，乘隙镇压，要“各级地方”“立刻决定对策，并且立刻付诸执行”。“施行大刀阔斧的手段”，“擒贼先擒王”。1945年7月11日，抗战胜利在即，永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却大肆逮捕了羊枣、钟尚文、董芳秋等29名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即“羊枣事件”)。翌年1月11日，新闻巨子、国际问题专家羊枣被虐死在杭州监狱。[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