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抗战文化队伍的聚集与战斗(5)

　　1943年秋，永安办起了东南出版社。省汽车运输公司经理江子豪任董事长，谌震任社长兼发行人。许多名作家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史论《先秦学说述林》、夏衍的《水乡吟》、骆宾基的《一个倔强的人》、王亚南的《社会科学论纲》等30多种著作在该出版社出版。史任远(即李达仁)将于潮(即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茅盾的《论所谓“生活的三度”》等六篇文章，编成一本名为《方生未死之间》的小册子，影响很大，使人们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战斗激情。当时生产资金不足，缺钱买纸，时任“工合”永安联社经理的霍劲波把用过的一条毛毯和一个久藏以备急需的金戒子卖了贴上才把这本小册子印出来。东南出版社的成功运作，可以说是当年民间力量进入出版业进行抗日宣传的一个典型。

　　战时的永安戏剧演出特别活跃。在“国防戏剧”的旗帜下，从1940年至1943年前后3年多时间里，省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施教团在团长陈启肃、教导员林舒谦的带领下，先后到5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进行巡回演出，共演出700多场，观众达到150万人次，对全省戏剧运动和文化教育推动很大。然而，戏剧演出同样遇到经费不足的问题，经常要演出团体自己克服。“业余剧人自行出资，典质衣被，抵押财产，以求一剧的演出是常有的事。”[5]有一次演出，物资条件十分困难，施教团的赵玉林曾用二元钱组织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演出。这次演出只花了四盏汽油灯的二元油费，其他物品、道具有的是自己拿出来的，有的是向别人借来的。此外，演职员四处奔波，旅途劳累，生活补贴却很少，不时发生意外。在演《三江好》时，演饰女游击队员的沈嫄璋正处哺乳期，因收入微薄，缺乏营养，体质虚弱，忽然在台上晕倒，仓促间只得放下幕来，把她抬往医院急救。人们很少想到，当年轰轰烈烈的文艺演出背后，竟还有这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

　　战时机关人员编制少，工作压力大，但大家仍精神饱满，忘我工作。改进出版社拥有6个期刊，出版几套丛书，但工作人员很少，黎烈文本人既主持社务，又主编改进月刊，还搞翻译工作。“社里虽然有许多编辑，但大家来去匆匆。而七年如一日，自始至终，不知疲倦地在推车的，只有他一人。”[9]作家王西彦事务工作上几乎等于单枪匹马，除了一位校对，从征稿、看稿、编排、跑印刷所、开稿费单等等，都要自己动手。往往在一个月里，要为刊物写好几篇文章，小说、散文、短论、书评，无所不为。

　　李达仁(即李品珍)作为东南出版社的首任经理，工作“忙的不可开交：邮购书籍的信不断寄来，要拆阅信件，登记读者通讯处，购书数目和汇款金额，收集每日的汇票去邮局取款，然后到银行存款;书籍印出来以后，又要一本一本包封，写通讯地址，再一捆一捆送邮局寄发”，还得“一包一包贴上邮票”。“后来他更忙了，编辑、校对都要亲自过目，连会计、出纳等事务性工作也全由他一人承担。”[17]第二任经理“李力行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是非常感人的，当时他已患肺结核，每遇出书，从书的编辑到封面设计，直到全书校对、印刷、装订都是经过他亲自动手、动脑或检验认可才完成的。有时累得精疲力竭，甚至吐血，也不肯休息。”[18]

　　木刻漫画宣传是永安抗战文化的一个亮点。萨一佛17岁到永安，已是颇有名气的木刻画家,1940年任《战时木刻画报》主编，永安木刻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的繁忙和艰辛之处与众不同，常要实地采访、作画。曾在敌机轰炸后的第一时间，即深入被炸毁的各条街道作画。“在满披弹痕的残缺的屋檐下;在弹穴累累的荒芜田园;在炎日蒸射和烙焦成炭的强烈的尸臭中;在布满着苍蝇尚未凝结的血堆里奔忙着。当我蹲在那里作画的时候，那正在嗜血的无数苍蝇嗡嗡然飞了起来，使我几乎作呕，但我仍镇静自己，留下一勾一抹悲惨的记录”[12]，实地抢画了一百来幅劫后素描，成为日军暴行的有力见证。但因萨一佛是共产党员，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刁难，尽管他后来转到美国新闻处工作，也没能保证他的安全，1945年7月，在国民党特务的追杀下，被迫逃离永安到广州避难。

　　三、勇敢开拓 努力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