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抗战文化队伍的聚集与战斗(4)

2018-02-15 17:04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郭太白手机版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永安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并没有退缩，没有被吓倒，依然勇敢而明确地提出要进行抗日文化宣传，做好精神动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黎烈文社长在1939年《改进》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的希望》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在第一期抗战里，文化中心由上海移到了武汉;等到武汉退出，又移到重庆。近来，许多文化工作者有的远赴边陲，有的折回港沪，这期间却始终少有人想起东南沿海一大片土地。在重庆出版的书报杂志运到这块地方有多少困难，生活在这里的男女青年是怎样迫切地需要新的文化食粮，这些事实完全被忽视了，被遗忘了!这事影响抗战前途很大，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东南地区必须建立文化中心。于是，“便抱着‘涸澈之鲋相濡以沫’的苦心，不顾人力财力的困难，创办一个内容比较广泛的刊物——改进”，决心以“推重车越泰山的雄心”办好刊物。[11]

　　开展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须要讲究斗争策略。当时在蒋管区百色恐怖中，搞抗日宣传时时有遭受迫害的危险，犹如在刀身枪林之中。隐蔽战斗在永安的共产党员，认真贯彻实行中央确立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进步文化活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4]。在官办出版社和刊物中，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主动介入，发挥作用。而要使一家官办的报纸，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挥一些进步的作用，就必须以各种含蓄、曲折的方式宣传进步思想，传播党的声音。如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是一份评论国际时事、军事动向的权威性刊物，请省主席刘建绪提了刊名;王西彦主编的《现代文艺》创刊号上将蒋介石慰问伤兵的木刻作为扉页，而刊内编入邵荃麟的《英雄》等文章。

　　如何克服物资和经费困难，也是当时开展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一个实际问题。1938年10月，省教育厅科员地下党人陈培光与时任省银行董事会秘书的章振乾共同创办了《老百姓》报，由陈任主编，章任发行人，其经费来源是“章振乾请社会人士捐助”，教育厅中热心抗日宣传的青年知识分子“各人也捐款一元、二元或几元不等”。《老百姓》创办之初，没有油印机，只能用蜡纸压在竹片下用并排毛刷印报。不久，中共南平工委成立，《老百姓》就由工委直接领导，大量刊载人们所关心的抗战时事新闻，大力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民族团结抗战精神，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达四、五千份。《老百姓》报是省会内迁永安后首家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进步读物，“作为永安进步文化的先行者”，它是进步文化人士自筹经费办报进行抗日宣传的一个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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