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沦陷区几十所高校内迁(3)

2018-01-16 14:12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洪荒之力手机版

　　淞沪会战爆发后，浙大迁校已势在必行。竺可桢认为，浙大决不能迁到大城市，而是要搬到那些从未有过大学的城镇，以至僻静的农村，使大学内迁与中国内地的开发有机地结合。在这个方针指导下，浙大决定迁校建德县。建德在杭州西南约240公里，古称严州。从1937年11月11日开始，浙大教师学生分三批撤离杭州，于15日全部到达建德，同时，图书仪器等校产也用汽车或船只运至建德。至建德后，浙大办公室、教室、宿舍等均分散城内各处，稍事休整后，学校立即复课。

　　11月下旬，日寇南侵，逼近建德。12月2日，教育部来电同意浙大迁移江西南部。浙大选定的校址位于江西泰和城西的上田村，该村古时即有大原和华阳两座书院，还有趣园和遐观楼(藏书楼)，文风之盛，堪与白鹭洲书院相当。在这个安静的地方，浙大师生如鱼得水，黎明即起，漫山遍野，朗诵默读。为了弥补搬迁期间所耽误的时间，各学院的工作和学习时间都自觉延长，于天目山时期开始实行的导师制也在这里继续得到贯彻。在国破家亡的动乱之秋，浙大师生能够如此专注于学业，这在抗战时期国内各大学中实属罕见。

　　受战事影响，至1938年夏浙大在泰和已无法上课。1938年8月，浙大师生西行入桂，到广西宜山办学。宜山昔称“蛮烟瘴雨之乡”，浙江大学师生到达后，首先遇到的是疟疾的威胁，不少师生病逝于此，据说每场考试下来，就倒下一批同学，故有“宜山宜水不宜人”之说。1939年2月，日机轰炸宜山，浙大校舍遭劫，师生经常到江边躲避，曾有学生这样描述：“碎石与弹片齐飞，江水共泥沙一色!”在这种情况下，宜山不宜再留，竺可桢决意再迁贵州。

　　1939年2月，竺可桢校长来到贵阳，与贵州省主席吴鼎昌商议迁校事宜，此间遇到在贵阳做事的湄潭籍人士陈世贤和宋麟生，两人力劝竺校长迁往湄潭。陈世贤向竺可桢介绍湄潭“出产甚丰，肉每元七八斤，鸡蛋每元100个，米三元一石，其地有水多鱼”，且湄潭山清水秀、文风高尚，人民感情淳朴。竺校长听后便来湄潭考察，湄潭县县长严溥泉听说竺校长来湄考察非常高兴，亲自召集各界人士欢迎竺可桢的到来，并告诉竺校长要把湄潭最好的房舍供给浙大师生选用。竺可桢在湄考察后甚为满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湄潭风景优美，民风淳朴，物美价廉。”初步决定将浙大迁至湄潭。

　　1939年12月6日，浙大师生离开广西迁赴贵州，由于遵义至湄潭公路尚未竣工，浙大一面寻找房屋在遵义临时开课，同时派员赴湄做筹备工作。次年6月初，浙大师生陆续迁抵湄潭上课，浙大从此在贵州度过了七年难忘的岁月。1944年10月，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来湄潭讲学，被浙大醇厚的学术和人文氛围深深吸引，他将浙大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誉之为“东方剑桥”。回国后，意犹未尽的李约瑟还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在重庆与贵阳之间叫遵义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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