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丽：试论二战中日本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8)

　　根据上述“规程”，文部省成立了若干“合格审查委员会”，开始对全国各类学校的教职员以及各级教育行政机构的官员进行审查。在初次审查中，全国1 311 066名教职员中有7003人被审定为“教职不合格者”。其中，各都道府县接受审查的1 238 526名国民学校、青年学校和中学教员中，有6305名不合格;24 572名大学教员中，有86名不合格;大学和高等专门学校的校长以及在同等以上学校任职的高级职员、学校的设立者或经营法人、大日本教育会及大日本育英会的董事等29 914人中，有210名不合格;17 728名各地区高等专门学校教员中，有76名不合格;还有326名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等的教职员，被文部大臣指定为不合格者。(37)

　　“教职员合格审查”既是对教育系统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的清算，也是对教育工作者战争责任的追究。然而，相关工作看似力度不小，实际上开展得不够深入也不够彻底。初次“合格审查”的结果，被审定为“教职不合格者”的比例约为0.5%，大学教员中“教职不合格者”的比例仅为0.3%，这显然与实际不符。之后，对部分初次被审定为“教职不合格者”的教职员又进行了第二次审查，再次审查的结果大多为合格。而且，当时的“教职员合格审查”是在由美国主导的盟军总司令部的指导下进行的，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以及美国的远东战略和对日政策的转变，日本各领域的改革政策也开始发生转向。到1952年，随着《旧金山和约》生效和盟军总司令部的撤除，对所有“教职不合格者”的处罚都予以免除。

　　总之，二战期间日本教育工作者助推对外殖民侵略是不争的事实，而盟军占领期的“教职员合格审查”工作做得避重就轻、虎头蛇尾，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未受到认真清算和追究。至今，教育工作者的战争责任往往被忽略。

　　二战期间，日本政府、军部及媒体、学校等通过宣扬“一亿一心”、“一亿奋起”、“一亿特攻”、“一亿玉碎”等，煽动国民为对外侵略战争卖命。战败投降后，政府又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试图通过强调国民全体的责任而淡化政府和军部高层、特别是天皇的战争责任。其实，日本国民之所以热衷于对外战争，主要是被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所欺骗和利用，即受政府、军部及媒体、学校的蒙蔽、教化所致。国民既是战争加害者也是受害者，相关责任应由天皇、内阁首脑、军部高层等战争决策者以及新闻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等推波助澜者承担。

　　战后以来，有些教育工作者认识到推行军国主义教育的负面作用，反省了自己过往的言行;也有人表示愧疚自责，觉得对于那些死于参加军需劳动或参战的青少年罪责深重;但在大部分教育工作者看来，认同天皇制并遵从文部省的命令无可厚非，自己作为体制性爱国者别无选择;也有人表示身不由己。值得关注的是，还有人将自己迎合战争政策的原因归结为“恐怖”，“是对被关入监牢的恐怖。对自身的自由被国家暴力物理性束缚的恐怖”。“对于被关入监牢的恐怖，随着同僚不断被抓走而越来越强烈。……孤独的恐怖不堪忍受”。(38)教育工作者之所以迎合军国主义、极端国家主义势力，一定程度上是由于知识分子自身的软弱所致。爱德华·萨义德指出：知识分子应当有原则立场和批判精神，“能对权势说真话”。知识分子有责任“要向自己社会构成的和被授权的权势发言”，“尤其当这些权势被运用于显然不相称、不道德的战争中，或用于歧视、压迫和集体残暴的蓄意计划中”。知识分子最该受到指责的是逃避，“就是转离明知是正确的、困难的、有原则的立场，而决定不予采取”。(39)作为知识分子，教育工作者在那场历史悲剧中本应坚持原则、有所作为，而不是成为专制政府和军部的传声筒、扩音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