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

　　日本侵占东北，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激起东北人民的无比仇恨。从日本关东军的铁蹄踏入沈阳那天起，东北人民就同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抗争。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虽然经历挫折，却始终没有停息。

　　1931年9月27日，流亡到关内的东北各阶层知名人士成立“东北抗日救国会”，由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人负责。救国会多次揭露日本鲸吞中国东北的阴谋;派出大批政工干部回东北各地协助义勇军进行抗日斗争;创办《东北通讯》、《复巢月刊》和《救国旬刊》等救亡刊物来唤醒民众的抗日觉悟。11月5日，救国会组织600余人的请愿团到北平车站卧轨，向旅客做抗日宣传，终于将南下列车变成了请愿专列。10日，请愿团抵达南京，冒着倾盆大雨，饥肠辘辘，要求躲避不见的蒋介石出来接见。

　　一些地区的工人、农民使用原始武器，利用宗教行会活动，组织了“大刀会”、“红枪会”、“黄枪会”、“救世军”等武装，进行抗日斗争。东北工人还使用各种手段打击日本侵略者。沈阳工人不畏强暴，坚持罢工。兵工厂的工人不愿替敌人生产屠杀同胞的武器，3万多人离厂。吉海铁路工人炸桥梁、推扒军车，撬铁轨，使日军的运输线一时陷于瘫痪。中东铁路中国工人用转移机车和车辆的方法来阻碍日军的行动。大连码头、机车铁道工人组成“大连放火团”，专门放火焚烧日军军用物资。他们使用一种香皂形的固体定时爆燃火药，曾创造了一个月内烧毁大连码头四个主要仓库的最好战绩。

　　与此同时，不愿做奴隶的各阶层人士，纷纷高举义旗，拿起土炮、洋枪、大刀、长矛，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侵略反压迫的武装斗争浪潮。在白山黑水之间，遍地燃起民族解放战争的抗日烽火;从城市到乡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各种抗日武装如游击队、义勇军、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像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

　　起初，进行武装抗日的力量主要是东北军，在东北军的抗日活动失败以后，则主要是原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人民组成的义在勇军“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义勇军如燎原之火，发展迅猛一一，但无统指挥，各不相属，各自为战，名称不。有“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民众救国军”“、抗日义勇军”“、民众自卫军”“、山林反日游击队”等。这些抗日武装成分比较复杂，其中农民约占50%;原东北军的军警官兵约占25%;曾当过绿林土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绅士、地主约占5%，他们是这个时期东北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力量。

　　当时，义勇军反日斗争如火如荼。由于日本的侵略魔爪首先伸向辽宁，因此辽宁人民率先组织抗日武装，主要有黄显声领导的辽西义勇军又称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包善一、韩色旺领导的辽北义勇军，又称辽北蒙边骑兵;李纯华领导的辽南义勇军，又称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唐聚伍领导的辽东义勇军，又称辽宁民众自卫军;铁梅领导的东北民众自卫军;苗可秀领导的中国少年铁血军。吉林省的义勇军战斗力强，主要有李杜、冯占海等率领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率领的吉林国民救国会，又称中国国民救国军;冯占海和李文光率领的吉林省抗日义勇军。黑龙江省的义勇军有苏炳文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李海青领导的民众自卫军;朴炳珊和邓文领导的黑龙江抗日军，又称黑龙江省民军。

　　1932年，义勇军经过血战，从侵略军手中夺回县城40多座，曾一度在部分地区消灭或驱逐了日军的侵略势力。在辽东南的丹东、岫岩、凤城之间方圆百余里;松花江以南，哈长线以东，延边及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东边道的通化、桓仁、临江、辑安、柳河、金川、辉南、宽甸、新宾、清源等重要县城，都曾成为义勇军的根据地或控制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