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对东北义勇军的支持和领导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惨遭日军蹂躏，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富有爱国之心的广大民众甚至东北军官兵的强烈不满，他们自发组织起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红枪会、大刀会等名目繁多的抗日武装保卫家乡。这些群众武装是东北民众及部分东北军官兵违反南京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自发组成的，是民族自卫的一种义举，所以统称为东北抗日义勇军。

　　辽宁抗日义勇军自成立之日起，就与日军展开了殊死的斗争，使日军在辽西、辽北、辽南、辽东处处受到打击。辽宁抗日义勇军的大规模抗日，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表现出义勇军同仇敌忾的英雄气概。但抗日义勇军对日本侵略者的浴血奋战不仅没有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支援，反而被视为“越轨分子”，甚至“罪人”。此时，中国共产党对义勇军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并独立地承担起领导义勇军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重任。

　　为此，满洲省委和各地党团抽调党团员参军参战，还从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反帝大同盟、反日会、互济会中选派一大批青年骨干分子加入义勇军，鼓励工、农、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入伍补充到义勇军中去，发动社会各界募捐，组织“义勇军后援会”“慰问团”“北上决死队”等去支援和参加义勇军。此外，中共河北省委、北平市委也派大批党员、团员和反帝大同盟盟员到辽宁义勇军中工作。这样，通过各级、各地党组织的努力，到1932年3月间，辽宁各地义勇军中都不同程度地开展了党的工作。

　　在辽西，黄显声组建义勇军之初，就得到了共产党员刘澜波的帮助。九一八事变后，刘澜波在北平结识了黄显声将军。黄显声将刘澜波带回锦州，任命为辽宁省临时政府秘书。在组织义勇军、制定编练方案和各项制度过程中，刘澜波经常提出重要建议并得到黄显声的认可。

　　在辽南，1932年2月，共青团北平市委派遣冯基平、李兆麟、杨寿天到辽阳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不久，中共河北省委和共青团北平市委又陆续派出夏尚志、孙志远、王守贤、丁济阳、林郁青、魏拯民、张一吼等党团员到辽阳，于是辽阳小堡的抗日斗争便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迅速开展起来。

　　1932年春，北平中国大学学生、共产党员白乙化受中共北平市委的委托，返回家乡辽阳石厂峪。他会同三位抗日志士，带两支手枪，突袭了辽阳伪警察局，夺得枪支后很快组织起几百人的抗日队伍——东北青年抗日义勇救国军，又号“平东洋”。在战斗中，白乙化身先士卒，不畏艰险，深得部下的拥护和爱戴，人称“小白龙”，令敌人闻风丧胆。

　　在辽东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中，原中共满洲省委常委邹大鹏做了许多开拓性工作。1932年初，邹大鹏从凤凰城出发冒险去找邓铁梅，被邓铁梅任命为司令部政治部主任。邹大鹏积极宣传党的抗日主张，还为邓铁梅部拟定了政治工作条例、农会章程等，并为严明军纪和协调军民关系做了许多工作，深得邓铁梅的信任和官兵的爱戴。他的几项建议均被邓铁梅采纳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过。邹大鹏还经常到司令部下属各部队调查研究情况，对战士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后来，由于受反共政策的影响，邹大鹏被排斥出去，但仍与邓铁梅保持良好的关系，留在安东(今丹东)为邓部筹款，输送干部，对军事部署提出建议。邹大鹏离开后，中共奉天特委又先后两次派互济会会员周利亚等人到邓部开展宣传教育工作，也取得了一定成效。

　　1933年，爱国人士包景华在柳河县(当时隶属辽宁)建立了一支以商民武装为基础的抗日义勇军，并被唐聚五委任为第9路军司令。经过两次战斗后，包景华感到官兵光凭激情而没有军事技能不行，于是开始抓紧进行军事训练和“真抗日，不扰民，誓死救国”的思想教育，全面提高部队的素质，增强部队的战斗力。中共海龙县委派共产党员王仁斋、刘山春到该部开展工作。经过他们的工作，包景华提出与共产党人联合抗日的主张。包景华原是辽宁地区一位资深的国民党党员，曾任国民党辽宁省党务指导员兼省党部组织部长。他早年在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时就对共产党有所了解，虽不完全赞成共产党的主张，但他对中国共产党为国家进步、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十分钦佩。在王仁斋、刘山春介绍下，包景华与中共海龙中心县委负责人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协议达成后，先后有20余名共产党员参加第9路军，正式成立了党支部，并发展自卫军营长蔺秀义等8人入党。在共产党的帮助下，自卫军进行了整编，共产党员李益文任参谋长，李青为政治大队长，王仁斋、刘山春任司令部政治教官。由于第9路军与共产党进行合作，党员和大批受党影响的群众加入该部，使得该部的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提高，战斗热情更加饱满，多次作战均获胜，部队也很快发展到近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