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 他们见证了那段苦难历史

　　“1500年前，中国用书籍征服了日本，而现在，日本却用坦克和大炮来答礼。”

　　——勃脱兰《华北前线》

　　1936年，詹姆斯·勃脱兰(后通译为詹姆斯·贝特兰)来到中国，他是新西兰记者、作家，曾经在伦敦《泰晤士报》工作。1937年夏季，他以职业的敏感，意识到战争之魔的脚步正在从岛国向中国迈进，于是他孤身去了日本，接触了普通民众，通过与民众的对话，实地观察岛国的人民在战争来临前的心理，通过报章、无线电和天皇的诏敕，分析战争的传染菌是如何迅速地散播开来的——“我永不会忘记的是年夏季在东京所得的经验，眼看着一个勇敢而受愚弄的民族，被驱迫着向悲剧的途径走去”，“日本最狂妄的军人，没有一个能说日本有被中国攻击的危险，因为人人知道这是个荒谬的怪谈”。7月中旬，勃脱兰离开日本，经天津到了北平，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了两个星期，作者在华北沦陷后，北上延安，进入山西，到了八路军总部，并深入前线采访，对八路军、游击队的生活和战斗有着深刻的体验。在此期间，他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贺龙、萧克等中共领袖和将领。勃脱兰曾数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就他提出的各种问题发表了《毛泽东与英国记者贝特兰之谈话》一文，后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

　　勃脱兰是中国抗战的重要亲历者之一，也是抗日战争时期活跃在中国的外国记者中的一员。在这个群体中，既有耳熟能详、广为人知的埃德加·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艾格尼斯·史沫特莱，也有一些人们不太熟悉的名字，如斯蒂尔、鲍夏德、勃鲁司等人。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来华的外国记者在50人以上，他们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反映了中国抗战真实的情况，报道了共产党的抗战政策与主张，描写了中国人民在国破家亡面前所表现出来的不屈的抗争精神，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灭绝人性与惨无人道，在国内外产生了重要影响，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

　　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这些记者所写的著作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汇编成为《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丛书，包括《中国的抗战》《密勒氏评论报》《抗战一年大事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中国解放区见闻》《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九册。这些图书都是出版者从上海图书馆所收藏的民国时期的出版物中整理出来的，作者均为战时驻华记者，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与社会意义。抚去尘埃，泛黄的书页里扑面而来的是战争的硝烟和人民的呐喊。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爱泼斯坦《人民之战》

　　1944年5月31日，由21人组成的中外记者西北考察团来到延安，美国合众社记者爱泼斯坦、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英国《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均是考察团成员。这些记者在延安犹如沐浴了一股清风，看到了在国统区看不到的生机与活力。他们将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系列报道，并出版了图书。

　　在爱泼斯坦所写的《人民之战》一书中，作者开宗明义，第一章以“这块土地是我们的”为标题，写道“当中国老百姓第一次站起来并且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时候，中国的现代历史是开始了”。作者回顾了近代中国人民的数次抗争，而这一次的觉醒与抗争显得尤为激烈，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关于《义勇军进行曲》，作者写道，“它的曲调，它的字句，是从中国人民的心深处迸裂出来的，是从中国屈服时期的黑暗现实中爆发出来的”。这次的延安之行，爱泼斯坦成为将《义勇军进行曲》译成英文传唱到国外的第一人。作者在书中以比较浓重的笔墨介绍了北平郊区的一支游击队是如何发展、如何壮大起来的，作者感同身受地写道，“游击队是人民唯一的军队，没有了人民的信任，就失去了它地位的重要，而要变成众人攻击的，无家可归的，希图侥幸的团体了”。这支游击队仅是华北地区众多游击队的一个缩影。美国海军情报处的官员伊文斯·卡尔逊曾深入华北，对游击战争进行了调查。朱德告诉卡尔逊，有力的中国政权正在日本后方发生作用。卡尔逊在山西和河北西北部随同八路军生活了三个月，也曾经和游击部队一起行军一千多里，他告诉爱泼斯坦，“日本不能征服这样的民众。他们很像一个想填平大海的蠢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