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回忆(2)

　　1. 服从党组织的安排，保持与党的密切联系。不久，韩西雅同志因工作关系离开上海，通知我今后由一位姓董的人来联系，并严肃地对我说，他是领导人，必须尊重他，同时约好接头联系暗号：他来找我，“要买40码四君子哔叽布七匹”，我要回答他“龙头细布是40码，四君子哔叽是30码。”这样才算接上了暗号。

　　韩西雅离开上海后，我日日盼、夜夜盼，真有度日如年的感觉。正在焦急时，有一天终于等来了一个陌生人，经过接头后，才知道他不姓董，而是曹世军，也是嘉兴王店人，现在上海明光制造厂工作，有时也做跑街(推销员)。经这次见面后，我们经常在一起出去推销棉布、被单，谈话大多是讲当前形势和工作等。有一次，他对我说，老董约我见面，地点在城隍庙一个亭子里，经曹介绍后，他向我问了一些情况，谈了当前形势，由于我心里一直盼望见到的这位神秘人物，一见了面心里真有点紧张，所以当时所谈主要内容也真的回忆不起来了，只记得他对我说，以后仍由曹世军与我联系。后来老董偶尔也来均隆布店看我，记得有一次晚上老董来看我，正巧有个邻居青年也在，当时这个青年看样子一时还不想离开，想听我们谈话，这时的老董双眼炯炯地紧盯着他，逼得那青年不好意思地走了，老董又问起这个青年的情况，我也说不清楚。老董对我说，有时候对待这种人要有威严的态度才能慑服他。又有一次老董来找我，说有一笔党费问我能否保值。因为那时正值物价飞涨时，我回答说，如果先买定货(付定金)，后买现货，物价上涨可以保值。一直到解放后我才知道他就是蔡东园同志。

　　2. 得到情报，两度避难。1948年夏天，韩西雅同志来找我说，根据组织上获得的情报，经过分析，明天晚上，全上海要进行一次查户口行动，组织上已通知他迅速离开上海并约我同去嘉兴王店，这样我们当天就到了王店。因为一天时间很无聊，我们第二天决定去嘉兴南湖痛痛快快玩上一天，那时我们雇了一位船娘，老韩喜欢唱歌，我因从小爱游泳，当时就在南湖上畅游一番，两人白天做了逍遥客，晚上重返上海。

　　还有一次，我离开益友社活动没有多久，老韩突然找我说，在立信补校联系的积极分子邱国良到哪里去了?我说好久未见了，韩说他已被国民党抓进去了，从监狱中寄条子出来，要我帮他背个铺盖去，幸好自己人发现，老韩要我离开上海两天，暂避一下。我与弟干果成借探亲去了浦东三墩镇舅父家。第三天回上海打电话与老韩通话，经组织分析估计没有大的牵连，便重回均隆布号工作。

　　3. 举办展览会，做好应变准备。1948年10月上海举办“工商事业生活展览会”。当时，社友部负责人马则先同志尚未离开上海。我配合他向程公章同志借了一只照相机，一起到嘉兴王店附近农村拍摄了土纱土布的生产过程。

　　12月，又举办了上海“米市展览会”。从米的品种、产地、米行业供应等分五个部分内容，揭露国民党币制改革失败抢劫民间财富，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号召社友团成员团结起来共度难关，巧妙地运用合法条件，推动集体储米、储煤、储腌货等，以应对时局的变化，贯彻我党对解放上海前后要稳定人心、安定局面的政策。

　　4. 发展党员，巩固党的组织。解放军经过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国民党反动统治已呈土崩瓦解之势，敌人为了垂死挣扎，对上海采取更凶恶的恐怖政策。上级党组织为了保护同志，同时为了迎接上海解放做准备，把一批安全受到威胁的老同志接到解放区华中党校学习，并建立益友社地下党组(团)，党组书记是韩西雅，陈秀菊为组织干事，我担任宣传干事。后有陈秀菊任书记，我任组织干事，胡润松为宣传干事，后又增加了杨承歧、哈炯磊两位同志。当时我又接替马则先同志负责社友部工作，同时也在图书馆开展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