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共产党员的回忆

　　我生于1924年，海盐县沈荡镇人。自小在上海生活，从当学徒开始，逐步靠拢进步组织，认识了韩西雅同志，经其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在迎接上海解放时积极工作，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解放后党培养了自己，还担任许多职务。

　　一、童年当学徒，追求进步

　　在十六岁(1940年)那年，我去上海“新大茂”布店当学徒，那时上海已被日军占领。布店因时局不稳，经营不善，不到三年就倒闭了。我就去了一家有日本商人参股合办经营纱布的商行工作。在商行中，我结识了韩西雅，他是嘉兴王店人。因为我有两个姑妈婆婆嫁在王店，所以对王店镇，有特别感情。他比我大二三岁，后来成为我思想进步的好友与导师，也就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他见多识广、知识丰富、待人和气，而且身上有一股别人没有的正气，如有的店员见了老板的面就低声下气、卑躬笑迎，唯有他见了老板面却仍然纹丝不动地坐着，没有低三下四的举动，所以我就佩服他，接近他。

　　二、靠拢进步组织，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益友社在上海市黄浦区，曾先后设在天津路和梅白格路，是店员工人活动的主要场所，特别是益友社的图书馆，早在1938年就成立，有藏书14000多册，借书者多达三四千人，图书馆设主任、干事，都是业余义务服务。在韩西雅的引导下，我成为了图书馆干事，主要任务是观察前来借书读者的政治倾向，对思想进步的读者介绍一些比较进步的书给他们，如鲁迅著作，解放区出版的小说等，同时也要警惕敌人破坏。我们每周开一次碰头会，对读者进行分析，图书馆成为精神食粮的宝库，也成为发觉积极分子的窗口。除了益友社图书馆外，还有诊疗所、补习学校、托儿所、理发室、女友部缝钮组、舞蹈组、康乐组等，另外还有各行业的干事会，如医药、照相、印刷、舞厅以及衣着(绸、布、衣、时装、西服、呢绒)等行业的干事会。在1948年夏天，衣着干事会曾发动为行业同人打防疫针、种牛痘等防疫活动，后来衣着业还获嘉奖，得到奖章一枚。许多青年在参加益友社活动中都得到了锻炼，经受了考验。

　　三、光荣入党，接受更大考验

　　1943年后，因为时局不稳，商店不景气，许多商店都关了门，大批青年失业，我便回到了乡下，当时在家乡海盐沈荡镇小学当上了义务教师，并把自己剩下的家业，大米20石，土地20多亩，悉数捐给了时任沈荡小学校长、进步青年朱聚生所办《生报》，给学校买一套学生用的军乐队用品，以作资助。

　　其间，我与韩西雅保持联系往来。1947年5月，在韩西雅的授意下，我又回上海“均隆布号”工作，这时老韩在黄浦区老大沽路老同兴酱园当会计，他安排我到河南路立信会计补习学校补习商业簿记，同时介绍我去找高云樵同志。当时高不在，由黄埔同志接见我，在该补习学校学习，当结业时，我曾考上该班第一名，又被推选为年级同学会主席，老韩很关心我，有时也来“均隆布号”看看我，不断鼓励我努力学习。

　　1947年8月的一天，老韩打来电话，要我去老大沽路同兴酱园，说有事商量。我去后，他首先对我讲了当前形势，说共产党撤出延安是临时性的，并说鲁迅先生也要求参加共产党，最后说，经过长期考察，对我申请入党问题，组织上已经同意了。要我写一份自传，从三代开始写到目前为止。不久，老韩通知我，上级已经批准了我的入党申请，候补期为一年，从8月起计算党龄，并一再叮嘱，不能对任何人讲入党的事，也包括父母妻子等，万一被抓，也不能承认。从此，我便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更加积极地工作，现在回忆起来，我当时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