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绩难掩国力贫弱 中国空军拼光家底

　　全面抗战爆发前，因为在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遭遇过日军大规模的空袭，国民政府也意识到制空权的意义，开始积极谋划空军建设。但代表军事技术发展前端的空军装备，毕竟是一国综合实力的象征，所以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空军与侵华日军相比，劣势非常明显。即便如此，在危难关头，中国空军的勇士们仍然英勇奋战，给进犯的日军以迎头痛击。这些空中勇士血染长空，为抗战的胜利立下了不朽功勋。

　　国民政府的空军计划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际，其所谓空军只不过是北伐时期一支由4架飞机组成的航空队。1928年，国民政府才开始设立航空署，下辖4个航空队，只有24架飞机。应该说，蒋介石对中国当时所处的国防形势以及航空的国防意义是有一定认识的。1934年夏季，蒋介石建立“航空委员会”并自任委员长，派钱大钩为主任。从此，空军脱离军政部独立。1936年2月，蒋介石改派周至柔为主任，大权则操控在秘书长宋美龄手中。早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前的1931年4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就写道： “现在我们中国陆海空军处于各帝国主义者的包围压迫之下，交通这样的不便，觉得国土面积格外的广大，同时更觉得国防的格外重要了。总理常常说，我们学外国人的科学，要迎头赶上去，这句话对于航空更是重要。”1931年5月，国民政府军事当局草拟了《拟定空军与陆海军联合作战方针》，其中提到： “吾国东邻日本，北接苏俄，一旦国交决裂，则战争继之……昔日战争在于陆面，近代则移至海上，将来必在空中。孰能在空中领先便即为国际政局之霸主。近几年来日俄两国对于空中之发展不遗余力，其空军兵力日本约1000架，苏俄约1400架，将来侵略吾国势将以此为嚆矢，是以我国五年内之国防建设实不容再缓。”

　　国民政府军事当局在1931年制定的《空军作战防空计划》中就设想建设三种类型的航空队共36个中队，所需飞机405架。1932年“一·二八”事变期间，鉴于日本海军航空兵在上海以及周边地区不断进行空袭，更加强了国民政府军事当局防空建设的紧迫感，也加快了统一中国航空力量的步伐。1932年6月，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空军五年建设及防空计划》中，认为空军兵额的配置应当考虑到中国领土的辽阔以及作战的方针，同时也要考虑到国家财力的允许以及预想敌国的航空状态。该《计划》明确将日本的航空力量作为中国追赶的目标，但考虑到国家经济建设的现况，提出最初五年内起码建设56个航空队(共672架飞机)的规模才不致使日本空军横行无忌。

　　这个计划以及1933年军方制定的空军三年建设方案，反映出当时中国对日本侵略越来越强的忧患意识，不过其设定的建设目标远远超出了国民政府所能承受的范围。当时国际上军用飞机与附带装备每架平均为12万美元，五年内要实现672架飞机的目标，就当时国民政府的财力而言显然非常困难。事实上，国民政府积极发展空军的计划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还不止这些，首先是中国自己并不具备飞机的自行研制和生产能力，从国外采购又受到经费的制约。此外，航空人才的培养能力也严重不足，航空委员会主任周至柔对此总结道： “中国航空建设步骤之先后，较之欧美颇有不同，欧美航空先进国家，均先有器，而后施于用，我国则先欲致其用，因以求其器，故其建设之计划，不能尽如预计，而苦多纷更，其进展之过程，不能尽合预计，而苦多周折。”

　　到全面抗战爆发前，全国共建有航空工厂5处，其中最早创办的是1934年与美国合资经营的中央杭州飞机制造厂(中文简称“中杭厂”，设于杭州笕桥)。该厂在正式投产后的三年间，修理、组装和制造了包括“道格拉斯”教练机、“霍克”战斗机、 “弗利特”教练机、 “雪力克”截击机和“诺斯罗普”轻型轰炸机等机型的飞机共235架，成为战前国民政府修造飞机最多的厂家。其所修造的飞机在抗日战争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