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将民族作为关注的焦点，并力求促进以民族自治、民族统一和民族认同为目标的民族利益。而对于近代中国而言，建立一个独立、统一的民族国家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中心任务。近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并不是一个即成事实，其形成也经历了一个缓慢、艰辛曲折的过程。中国民族主义兴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民族所面临的生存危机，而不同于西方由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结合而促成的民族主义。可以说，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催化着中华民族向近代民族的转换和建立民族国家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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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上半期中国民族主义有三次高潮，其中，第三次高潮是基于“九・一八”事变至“七七”事变而起

　　的民族主义高潮，直接针对日本军国主义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战争。其规模之大、影响之广、社会动员程度之深，是前两次所不能比拟的。

　　抗战时期，是“中国民族主义”的升华，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民族觉醒，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这一时期得到极大的加强。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痛苦抉择。过去纷争不断的国内各政治派别，都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携手共赴国难。正如刘大年先生所说：“抗日战争开始，中国各派武装力量统一编入对日作战序列，投入前线作战;国民党政府被各方接受为唯一的中央政府;原来混乱黑暗的农村有些地方很快变成了先进的抗日根据地。中国国家统一，中国民族统一同时得到了实现。”这是近代以来未曾有过的，是“中国民族运动，民族复兴的新起点”。 [1]

　　当面临生死存亡之际，全民族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才是生存之道。在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次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2]而国民党当局也抛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将抗战确定为国策，并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各民主党派，在此紧要关头，也抛弃前嫌和分歧，投身于抗日事业之中。1937年7月10日，救国会发表了《为保卫北方紧急宣言》呼吁全国同胞团结起来，全力保卫北方，支援二十九军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极力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之后，各民族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都拥护和支持联合抗日的主张。而且，各民主党派以各种方式，积极参加了抗战的活动。如积极创办抗日刊物，出版抗战读物，大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活动。与此同时，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也积极投入到抗日救国运动中。各地民众纷纷参军以支援前线，爱国华侨也出钱出力支援祖国的抗日战争。从抗战爆发到1940年12月，华侨在海外建立的救亡团体就达2794个。抗战头五年，海外侨胞的义捐和家汇达50多亿。在中国空军飞行员中，华侨几乎占四分之三。简而言之，抗日战争有助于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样也使得战后想在中国保留特权的做法成为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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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个无法回避也时常为世人所诟病的就是，何以中国会出现之多的民族叛徒?根据公开数据资料显示，在日本侵华期间，“皇协军”，“治安军”，“和平建国军”诸如此类的伪军组织，以及伪公职人员达到了四百万。而且，根据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战果统计，歼灭的伪军数目也大大高于日军。再来看看其他的一些事例，在《抗战和战后中国》一书中，杨天石通过对未刊函电的考察梳理，提出胡适等知识分子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在“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在“战”“和”之间左右徘徊，一方面以“抗日领袖”自居，另一方面，对日秘密谈判也是断断续续。1938年1月，日军突破黄河直奔济南，韩复渠率十余万大军不战而逃，山东沦于敌手。那么，现在的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些历史现象?他们都是“汉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