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下)(3)

2018-03-11 14:51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再次是注意办好副刊。萧乾主持的《大公报》香港版“文艺”副刊，就是其中的一例。为了办好这个副刊，萧乾向包括重庆、桂林、延安在内的内地文艺界人士广泛约稿。刊载了包括卞之琳、何其芳、严文井、吴伯箫等内地名家和香港作家的大量诗歌、散文、特写、小说等文学作品。既受到了读者的欢迎，也使这个副刊成为香港文艺界的一个重要园地。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就是以上述的炽烈的爱国感情，坚定的抗战必胜的信念，一以贯之的抗日宣传，屡挫屡起不惜毁报纾难的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以及为读者欢迎的种种办报手段和办报艺术，赢得读者的敬重、获得崇高的声望的。

　　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最佳新闻服务奖”这件事，也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时间是1941年的5月15日。授奖方在奖状的正文中提到授奖理由时，特别强调了下面的这段话：“在中国遭遇国内外严重局势之长时期中，《大公报》对于国内新闻与国际新闻之报道，始终充实而精粹，其勇敢而锋利之社评，影响国内舆论者至巨。”⑾这也是对这一时期《大公报》办报活动的充分肯定。在此以前，曾获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最佳新闻服务奖”的，在英国，只有《(伦敦)泰唔士报》、《曼彻斯特卫报》;在美国，只有《纽约时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 ;在亚洲只有日本的《朝日新闻》和印度的《泰唔士报》。能够获奖，对于任何一家报纸来说，都是一种殊荣。对于《大公报》来说，也是这样。它使这一时期的《大公报》，不仅成为国内的舆论重镇，而且有了很高的国际声望。

　　抗日战争时期是我从高小到高中毕业的一段时期。当时虽然还只是一个青少年学生，但是开始的那一两年已经能够看报了，后来则是天天看报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的那一天，我在北京。同年7月中旬到8月中旬，为了等船南下，在天津逗留了一个月。这一年的8月至1938年底，我在香港住了一年多。1938年底到1939年4月，我又转回上海，在租界里待了多半年，然后辗转经海防、昆明到重庆。1939至1942这一段时期，我在重庆挨过近3年的轰炸。此后的两年，因为多次往返于粤桂两省的韶关、柳州两地，曾经四次经过桂林，在那里住过一个多月。因此，我曾经是抗战时期《大公报》除汉口版以外的天津、上海、香港、重庆、桂林五个版的读者。可以大体上算得上是这一时期《大公报》的历史的见证人。在我的心目中，这一时期的《大公报》唱出的是时代的强音，体现的是一代知识分子和中国人的良知、他们的炽烈的爱国热情和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抗日战争时期《大公报》的这一段历史，是整个《大公报》报史中最为光辉夺目的一页，它将载入中国新闻事业的史册，永垂无疆之休。

　　注释：

　　①见《汉口版停刊启事》。刊1938年10月18日汉口《大公报》。

　　②子冈《五三的血仇更深了》。刊1939年5月4日重庆《大公报》。

　　③曹谷冰、金诚夫《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见周雨主编《大公报人忆旧》14页。

　　④同上，第16页。

　　⑤见1940年7月5日重庆《大公报》所刊短评《一点声述》。

　　⑥见1941年8月19日重庆《大公报》。

　　⑦见1941年5月15日重庆《大公报》。

　　⑧曹谷冰、金诚夫《抗战时期的大公报》。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13页。

　　⑨同上第15页。

　　⑩同上第17页。

　　⑾见1941年5月15日重庆《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