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下)

　　为了及时报道和鼓吹抗日,《大公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做出了重大的牺牲。

　　首先是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先后被迫委弃了五处馆舍。《大公报》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只出有天津、上海两个版。抗日战争时期，除这两个版外，又先后增出了香港、汉口、重庆、桂林等四个版。这四个版都自备馆舍，分头编辑，分头出报。到了抗战后期，除重庆版继续出版外，其余的五个版都先后被迫停刊。天津版停刊于1937年8月5日，汉口版停刊于1938年10月18日，上海版停刊于1938年12月14日，香港版停刊于1941年12月13日，桂林版停刊于1944年9月12日。每一次停刊和相应的转移，都要损失一些物资，委弃一些馆舍和设备。如汉口版西迁重庆时，就因交通工具不足，弃置了不少办公用品，勉强送上船的纸张和器材，又在宜昌附近江面遭到日机轰炸，造成重大损失。桂林版是在敌军逼近时仓促撤离的，所有办公用品，三架印刷机和自建的一百几十间大小房屋，全被烧毁。其他被迫放弃的几个版的“事业财产”，也“大抵随国权以俱沦”。①

　　其次是屡遭敌机的轰炸。遭遇轰炸最严重的是《大公报》的重庆版。1938年2月18日至1943年8月23日，日机先后出动9513架次战机对重庆进行218次空袭，累计投弹21593枚，造成近3万人伤亡和近两万幢房屋被毁，史称“重庆大轰炸”。在这场持续达数年之久的“大轰炸”中，重庆版《大公报》曾6次被炸。第一次被炸是1939年的5月3日，位于重庆下新丰街的《大公报》馆遇袭，“我们的报馆在火舌与烟雾飞卷飘散中挣扎着，大家在搬东西，只有一点印刷器材书籍和存稿。”②第二次被炸是同年的5月4日，已经成为瓦砾堆的社址再遭蹂躏，几乎被夷为平地。第三次被炸是同年的8月30日，第四次被炸是同年的9月15日，这两次轰炸，把《大公报》在重庆近郊李子坝新建的经理部和办公楼炸毁，印刷厂的一个车间也荡然无存。第五次被炸是1941年的7月10日，位于李子坝的经理部大楼直接中弹，半遭焚毁，半成瓦砾。编辑大楼则被震过猛，屋顶为裂。“炸后适逢大雨，全部员工雨中露宿者两夜。”③第六次被炸在同年的7月30日。印刷厂中弹，印刷机架被毁，纸张和其他器材也损失不赀。

　　香港版《大公报》虽未遭遇过轰炸，但设在罗便臣道和西摩台的两处员工宿舍都曾遭到过日军的炮击。据当时同人们的回忆：“罗便臣道宿舍突中六发炮弹，楼下及二楼各中一枚，毁室而未伤人，一枚落四楼窗外未爆炸，另三枚中屋顶，因建筑坚固未炸穿，可谓大幸。”④

　　难得的是《大公报》的工作人员们坚持与国家与报社共患难。汉口版西撤时，有的乘江华轮溯江直上，有的中途滞留于宜昌，辗转经月才到达重庆。桂林版撤离桂林时，不少同人与难民一道走小路，爬难民车，有不少员工是徒步入黔，经贵阳辗转到重庆的。在整个抗战争时期，《大公报》至少有两位员工死于国难。一位是在撤离桂林的过程中因车祸牺牲的印厂纸版房领班闫起发，一位是在重庆“5・3”轰炸中被炸死的工友王凤山。胡政之自已在撤离香港的过程中，也曾经作过一旦遇敌立即自尽以免受辱的必要准备。他是决心和日本侵略者“撕拼到底”的。

　　更难得的是《大公报》人是以抗战必胜的信念和高度乐观主义的精神去应对侵略者带给他们的困难的。战时电力不足，工友们就用手摇的方式推动机器印报，每天都要“纯用人力把机器摇动几万转。”⑤这是重庆版《大公报》曾经使用过的办法。敌机实行“疲劳轰炸”时，就干脆把编辑部和印刷厂搬进防空洞，在防空洞里编报印报。这是桂林版和重庆版《大公报》都曾经使用过的办法。对于后一种应付敌人的办法，《大公报》人深感自豪。他们在题为《我们在割稻子》这篇社论中这样写道：“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样挥笔，工友照样排版，机器照常印报，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⑥这也是张季鸾指导王芸生写的最后一篇充满了爱国感情的社论。坚持在防空洞内办报这一行动，也受到了国际新闻界的关注。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在颁发给《大公报》最佳新闻服务奖的奖状原文中，就曾经提到了这一点，认为：“该报能在防空洞继续出版，在长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其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粹之特出地位，……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颃者”。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