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的滇西慰安妇

　　走向深渊的慰安妇

　　1942年5月，滇西沦陷。1944年5月，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拉开了滇西反攻战的序幕。腾冲、龙陵、松山……日军被分割包围在一个个孤立的据点之内，插翅难逃，困兽犹斗，最后的战斗极为惨烈。“当腾冲城尚未打开的时候，国军都知道城内尚有五十多个敌人随军营妓，也被包围在里面，果真我军登上了南门城墙之后，面对着北门的一条小巷上面，常能发现三三两两的女人，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在那儿匆忙的经过。后来，攻击的包围圈形成的时候，我军小炮及机枪封锁面上，也会见到一个个营妓花枝招展的在封锁吐经过，我军士兵停止了射击，招手要她们过来，营妓回头一笑，姗姗地溜走了”这是1944年9月18日中国随军记者潘世征从腾冲前线发回的报道《敌随军营妓调查——腾冲城内的一群可怜虫》中的开场白。这段发表在《大公报》上的文字，为我们揭开了滇西慰安妇的冰山一角。

　　慰安妇，几乎与日军同时出现在滇西的大地上。1942年5月，中国远征军首次入缅作战失利，撤退回国，穷凶极恶的日军尾随其后，一举占领了毗邻缅甸的怒江西岸大片中国领土。

　　第一批滇西慰安妇来自缅甸。但由于从缅甸弄来的慰安妇数量有限，不久，日军又开始源源不断地从中国台湾、日本本土和朝鲜输送慰安妇前来补充，扩充慰安妇的“阵营”。再后来，愈益疯狂，掳掠当地妇女充当慰安妇。每逢赶集之时，日军往往突然出动，包围抓捕青年妇女，令当地百姓不胜惊恐。在饿狼与羔羊的游戏中，羔羊几乎没有任何自卫的手段，只能任人宰割。

　　日军在滇西占领区，到处设立慰安所。大大小小、规模不等的慰安所，不仅设在阵地中、兵营中，更为恶毒的是，故意将这伤风败俗的场所设在神圣的教堂、祠堂、学校之中，亵渎之意溢于言表。

　　这绝非偶然，而是有意为之，与征用中国妇女充当慰安妇如出一辙，出于同样的险恶用心。据《远东审判案》记载，日军情报官大雄一男在给军部的一份文件中写道：“用中国女人做慰安妇，会安抚那些因战败而产生沮丧情绪的士兵，他们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心理，在中国慰安妇的身上得到最有效的校正。这种心理作用，惟有中国慰安妇能给我们的士兵产生，她们能鼓舞士兵的精神，能够在中国尽快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正是基于这样的恶毒念头，日本军部下令：“今后可迅速在统治区和占领区秘密征召慰安妇。”

　　生死线上的慰安妇

　　日军对滇西慰安妇管理极为严格，有着一整套系统培训、管理、控制和处置机制，即使战斗进行到最后时刻，慰安妇的运行体系依然照常运转。

　　慰安妇等级分明，地位高的是日本籍慰安妇，专门“慰安”军官，地位低的则是朝鲜籍、中国籍、缅甸籍慰安妇，主要供士兵“享乐”。为了掩人耳目，日军给慰安所取的名字，往往冠以俱乐部、娱乐部之类的字样。慰安所内，每间房屋门上都张贴有慰安妇的花名以及卫生检查合格证，合格证每星期换一张，上面签有日军医官的名字，盖有印章。房内布置，尽可能体现日本式家庭氛围，榻榻米、木屐、和服等等，一应俱全。所有慰安所均实行封闭式管理，平时不许慰安妇单独外出，更不准当地百姓进入，因此，对慰安所内部的情况，当地民众并不清楚，滇西慰安妇被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之后，长时间不为人知。

　　随着战场形势变化，慰安妇的真相才渐渐浮出了水面。1944年2月3日，《新华日报》的一则报道初步披露了滇西慰安妇的细节：“敌寇去岁(1943年)屡次犯我腾北，遭打击后，大部敌兵都感觉厌战，敌酋无法可想，只得以强拉民间妇女供士兵娱乐，来提高情绪，又在腾冲西华街设立俱乐部一所，由汉奸强拉我妇女同胞14人，凡敌兵人内取乐，每人每时收军票5元，战地负伤者免费。该妇女等不堪蹂躏，多忿而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