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下)(2)

2018-03-11 14:51 来源:网络整理作者：搬山道人手机版

　　抗日战争前夕，中国共有1503家报纸，战争爆发后，能够坚持出版的只剩下了几百家。战乱给中国报业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而受灾最重，损失最大的，当属《大公报》。她是一家民办报纸，除吴鼎昌在创刊时投资的五万元外，没有从任何地方拿过政治津贴，或得到过任何无偿贷款，能够在如此困难的情况下，承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委弃一个报馆，重建一个报馆，又委弃一个报馆，又重建一个报馆，是很不容易的，是极其难能可贵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8年，是《大公报》有史以来遭遇困难最多的8年，也是《大公报》事业发展最大最快的8年。

　　在这8年中，《大公报》由天津、上海两个版，发展为天津、上海、汉口、重庆、香港、桂林等6个版。由地区性的报纸，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报。

　　天津、上海沦陷后，《大公报》的汉、渝、港、桂四个版，都因为坚持抗日，深得社会的同情和信任，受到了读者的欢迎。发行数字不断飚升，相继成为所在地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其中，汉口版的销数达53000余份，“创武汉报业史上发行最高之纪录”。⑧重庆版出有日报和晚报，日报发行量最多时达91500余份，晚报发行量最多时达32000余份，两项相加，超过133500余份，“创重庆报业史空前之纪录”。⑨香港版发行达50000余份，在当时香港各报中名列前茅。桂林版出版仅几个月，就销达35000余份，“跃居桂林各报及桂粤赣黔等省之第一位”。⑩以上各版的总发行数,累计达271500余份，使《大公报》成为这一时期包括港澳在内的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一份报纸。

　　抗日战争时期的《大公报》，办报活动上继续发挥她的优长。

　　首先是继续发挥她的积极“论政”的传统，在张季鸾、胡政之的统领下，这一时期的《大公报》拥有一批像王芸生、徐铸成、李纯青、李侠文、蒋荫恩等为代表的写评论的老手。他们所写的社论和评论文章，如《芦沟桥事件》、《我们在割稻子》、《看重庆念中原》、《为国家求饶》等，宣传抗日，呼吁救亡，弘扬正气，鞭笞丑陋，写得有骨气，有才气，有锐气，能够言读者所欲言，因此脍炙人口，深受读者的青睐。

　　其次是注意发挥她的重视新闻报道的传统。为了给读者提供抗日战争和稍后爆发的反法西斯战争的最新消息，《大公报》不惜重金，先后派出了以范长江、孟秋江、萧乾、朱启平、陆诒、吕德润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战地记者，从前线发回新闻专电和通讯，进行及时报道。在淞沪保卫战、台儿庄会战、长沙会战、武汉会战和境外的中国远征军赴缅北作战的战场上，到处都活跃着《大公报》的记者。当时，在欧洲战场上派有长驻记者的中国报纸，只有《大公报》一家。1945年9月2日，日本被迫在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签字投降，在场的中国记者只有三个人，其中就有两个来自《大公报》。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