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嘉彬

　　父亲自1976年4月去世至今已有30多年，这篇稿子是我在阅读母亲张素我让我保存有关父亲的大量资料之后整理出来的。我无法控制自己想要用尽可能多的时间去阅读，因为越读越接近了父亲，越读越觉得父亲的亲切。

　　百年前的今天，我父亲诞生在一个中等商人家庭里。祖父好逸恶劳、抽吸鸦片，家道衰落，父亲七岁时祖父去世。我们的祖母虽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乡下人，但很知道读书的重要，常常劝父亲要用功读书。因家境贫寒生活艰难，父亲的学业完全靠比他大七岁的姑姑扶持。也是当时小学校长施兰轩看准父亲的自幼好学、成绩好，在他的关怀下，准许父亲到他后任校长的昆明成德中学进行半工半读。未曾想到，在这所中学一边摇铃扫地、一边坐在教室最后边听课的父亲相继失去了最亲的祖母和姑姑，竟然成了一个孤儿。祖母的教诲、校长的鼓励让父亲树立起了生存的信心。19岁的父亲投笔从戎进入云南讲武学校，20岁时借路费到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三期，投入到追随孙中山反军阀、建共和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洪流中。

　　父亲进入黄埔军校后，“打到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这首歌是父亲当时最爱唱的歌。在军校期间，由于父亲学习优良、思想纯正又办事认真，毕业后就留军校担任入伍生排长。三年后调任国民革命军，历任连长、营长。1932年，日军在上海挑起的一·二八淞沪战争时，父亲为国民革命军八十八师五七二团的上校代理团长。在这次著名的前期抗日战役的半个月战斗中，部队官兵伤亡很大，父亲也身负重伤。

　　父亲身负重伤后送往苏州医院，有战功的父亲受到时任蒋介石南京警卫师师长俞济时的赏识，1934年父亲被保送到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这对本来就感自己学历很浅、急盼提高的父亲来说无疑是久旱逢甘露。他如饥似渴地学习名目繁多的基本军事科目、近代兵器、联合兵种应用战术。每两周一次的野外演习，每年一次的联合兵种大规模演习，以及驾车、滑雪、游泳、骑术、打猎、各项体育锻炼、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等几乎都是每个军官的必修科目。德国军官的强壮体格、端正的姿态、饱满的精神给父亲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刻苦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了在德国长达五年的学习。和父亲同在德国学习的蒋纬国先生在姐姐元敏和姐夫陈弘访问台湾时曾说：“黄埔军校在西安王曲七分校的教官中，你父亲和我在单杆上做的动作最标准，只有我们两个会在单杠上翻跟斗。”

　　留德回国后，父亲先后在陆军第六、第七分校当副主任时，对军官士兵要求很严格，特别重视官兵的衣着仪表和官与兵、上级与下级的礼节。操练不合格，动作不规范必须重来。办公室主任罗历戎按其地位在父亲之下，罗见到父亲都先立正举手敬礼。天下就有这么巧的事：罗后来调三十六军任军长, 父亲从军校调到三十六军整编五十二师当师长，又在罗位置之下。父亲到三十六军报到时先对罗立正敬举手礼。父亲知道罗是胡宗南的系统，并不以为然。重要的是他教育别人做的事自己必须先做到。

　　当时七分校驻地王曲县方圆几十里驻有各分队，七分校专门成立“民主组”注意搞好军民关系，与当地人民发生的任何矛盾不是各打五十大板，而是军队要负80%的责任。1944年河南大旱灾，成千上万的灾民往陕西逃荒，父亲的部队正驻扎在邠县，看到男女老幼灾民将马路两旁的大树皮、地里的野菜全吃光，惨不忍睹。父亲提议全师官兵每人拿出两斤粮食救济灾民，不论男女老幼每人一筒米，两万斤大米如数发光。

　　1946年7月上旬，10辆美制军用卡车突然出现在西安的东大街上，载有外祖父张治中将军从新疆监狱里营救出的131位共产党员。由少将刘亚哲护送准备经西安到延安。当时陕西是蒋介石亲信胡宗南的地盘，而父亲却是西安的警备司令。为了不让胡宗南把这批共产党员抓到手，父亲派他的得力参谋郑坚吾执行了一项秘密使命：10辆车一到西安的当晚立即被护送去了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郑向周子健处长通报并传达父亲口信：“将131位共产党员移往八路军办事处过夜为好。”第二天清早，西安报纸迅速报道了此事，使得胡宗南无法再下手，131名共产党员不久安全抵达延安。7月12日，西安政治气氛突变，内战爆发。父亲在关键时刻的这一招，为中共保全一批干部出了微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