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黄埔情和上海缘

　　家父胡金通早年在宁波的浙江保安团服役，驻扎在奉化县溪口镇。1937年8月13日，淞沪抗战的序幕拉开了。父亲所在的部队随宁波防守司令部开赴上海前线，在张发奎将军所指挥的右翼军阵地上与日寇进行战斗。当时中国军队武器装备很落后，他们用的步枪是“汉阳造”，重机枪用的是仿德国的“马克沁”(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陪家父去拜访黄埔十七期同学李赣驹，他们两人还说起此枪打了几百发子弹便要用水冷却)，且重武器很少。不可一世的日寇凭借他们在武器上的优势，狂妄宣称“在三个月内消灭中国”,中国军队与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在战役后阶段的一次战斗中，父亲所在的连队除了他和一位江苏的战友以外，全都为国捐躯。他俩从血泊中爬起来，怀着沉痛的心情回到原部队整编。并发誓将来一定要收复上海，为死去的战友和同胞报仇，雪此淞沪战役之恨。在悲痛之余，家父也在冷静思考：论中国军队的单兵素质并不比日本军队差，日军夜战、近战和拼刺刀还不是我们的对手。日寇如此猖狂，无非是凭借他们在武器装备上的优势，远程火力比我们强大。要战胜他们，必须要发展武器，尤其是重型武器。而操作先进的武器需要有经验的指挥官的带领和示范，合理分配和正确运用火力资源，方能克敌制胜。那就需要到军事院校去学习，一个进军校的愿望在父亲的心中油然而生。

　　1939年，第三战区传来了中央军校三分校(江西瑞金)招生的好消息，父亲一看机遇来了，旋即去报名。得到应允后，他先后参加文化考试和步兵指挥考试，均成绩合格，但是迟迟拿不到入学通知书。父亲到团部找团长询问，团长不了解他上军校的动因，对他说：“你要升官，有机会我会提拔你，不一定要上军校。”父亲回答他：“我上军校的目的是要学习军事技术，不是为升官。”父亲见找团长未果，只好赶到师部，找到了陆军暂编三十五师师长劳冠英(广东合浦人，黄埔五期的学长)请求放行。劳师长派人取来本师军官考试的成绩表一看，父亲不但文化考试合格，而且他的步兵指挥考试成绩突出，完全符合进军校学习的要求。他马上打电话给团长，命令他放行，就这样父亲如愿进入了中央军校三分校，编入第十期军官班步兵科。

　　中央军校学习分学科和术科，术科主要是学《步兵操练》、《阵中勤务令》等课程。这些对于军官班的学员来说，很容易就掌握了。但是对于《战术》、《兵器》、《筑城》、《交通》、《地形》等学科，他们正缺乏这种系统的教育和正规的学习，而且这也是他进军校的目的。在军校里，父亲虚心向教官学习，并运用这些学科知识分析和讨论以往战斗的得失，把感性的经验上升为系统知识。外语教官还教授日语，主要用于在战场上对日寇喊话，以进行政治攻势，敦促他们投降。父亲晚年病重住院，我在医院陪夜，有一天晚上他在梦中伊哩哇啦说了一大堆日本话，我听不懂。第二天我问他：“您昨天梦里怎么说了许多日本话?”他想了想说：“我做梦在战地对日本鬼子喊话呢!”军校毕业后，父亲返回了陆军暂编三十五师原部队，仍旧当他的中尉排长。

　　1941年春父亲刚返部队不久，盘踞在杭州的日寇偷袭钱江南岸后沿浙赣线向西进犯。我陆军暂编三十五师南渡富春江，昼夜兼程赶往诸暨县堵击敌寇。行军至浦江县境内时被鬼子的侦察机发现，不久从杭州方向飞来20余架敌机俯冲扫射。上级立刻发出防空警报，师长劳冠英即令部队就地疏散隐蔽，所有的重、轻机枪立即占领制高点，交织火力网，瞄准敌机开火。敌机不敢低空扫射，就以数以百计的炸弹发泄。当部队快赶到诸暨时，前方传来诸暨县城已失陷的消息。他们就在城西至五指山一带与敌寇展开激战。父亲的那个团被敌围困在五指山上，他们就利用茂林、竹林、山草作掩护，与日寇进行对垒。第二天团主力部队奉命突围。为了掩护主力撤退，连长命令我父亲率领一个突击排进行佯攻。连长给突击排配上最好的轻武器和足够的弹药。父亲与战友们采取出其不意攻其无备的灵活战术，轻装上阵，攀越高山，乘隙钻入敌群，遇敌群人数多的边打边撤，遇敌群人数少便把它消灭。行进中忽然发现前方的山岙中有一帐篷，探知是鬼子的临时野战诊所，仅有鬼子兵14人。他们抓住了战机，在帐篷外架起两挺轻机枪，将14名鬼子当场报销。他命令战士一把大火烧了鬼子的帐篷，继续迷惑敌人，带着战利品加快步伐向西面方向撤离。父亲和他的战友们就这样机智勇敢地和日寇周旋，既掩护全团官兵顺利撤退，又消灭了日本鬼子。此次战斗突击排阵亡2人，受伤5人，营长上报师部该排集体记功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