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程子华

　　我的父亲程子华，1905年出生在山西运城的解州县。父亲1925年参加革命，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初受党委派考入黄埔军校武汉第一分校，编进入伍生第二大队第八队。从此，父亲开始了戎马生涯。

　　敌后抗战成果著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父亲到山西第二战区工作，任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部长，这是一个公开的组织，国共两党均有人参加。他还有一个职务是不公开的：中共战动总会高级党团书记。

　　战动总会的工作环境是异常复杂的，父亲做这一工作却游刃有余，不仅利用战动总会为我军及友军提供物质等后勤保障，还利用这块合法的牌子建立起一大批我党的基层政权，如晋西北32个县的基层政权，就一直掌握在战动总会手里。不仅为一二○师提供了一块自己的根据地，甚至还拉起来一支武装——山西工人武装自卫队。这支队伍里有不少是太原兵工厂的工人，后来发展成工卫旅，这是我党历史上少有的真正的工人武装。当时中央对父亲的工作予以了充分肯定。1938年7月4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曾致电父亲说：“动委会工作已获得很大成绩，望在各方面进行巩固。”并对他带病工作表示慰问，还说要补贴他100元钱看病。我父亲觉得中央经济上很困难，没有要这100元钱。

　　1938年11月六届六中全会后，中央决定派父亲到冀中军区任政委。当时的冀中，是指平汉、津浦、北宁(北平—天津段)和石德(石门到德州)这四条铁路中心这一大块平原地区，当时号称有800万人口，比当年的中央苏区都多，面积约3.6万平方公里，比海南岛(3.3万平方公里)都大。

　　冀中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直接威胁着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等城市和日军战略生命线平汉、津浦等铁路。冀中的物产十分丰富，如1940年这一年，冀中就动员了60多万人给路西(平汉路以西)山区运去1,900万斤粮食。按彭老总的算法，当年1个成年劳力一天6两粮食，加点野菜土豆即可度日，1,900万斤粮足以维持100万人1个月了，而当年整个北岳区(晋东北与冀西)的人口才267万。衣服也主要靠冀中，山区不产棉，当年在路西穿的衣服大多是高阳布做的。冀中还给山区支援了不少兵员，1939年中央派一二○师支援冀中，来时6,000多人，走时扩军到两万多人。还有医药器械和枪支弹药，冀中也支援了不少。据当年日本人估计，路西80%人力物力补给，要靠冀中。所以日本人把冀中称作“八路的兵粮站”。我们把冀中叫做“华北的乌克兰”。

　　了解冀中贡献的人对冀中评价都很高。如当时在路西任军分区司令员的杨成武说：“晋察冀根据地能否坚持到胜利，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一二○师政委关向应提到冀中的得失，他认为，“保持冀中与边区的一体，这不仅是边区的问题，而是支持华北抗战的问题，同时亦是保持我国抗战力量问题。”

　　冀中是一块要地、一块宝地，也是我党有史以来建立的第一块平原根据地。虽然在平原上坚持要比山区困难得多，但日本人拿冀中没办法，称作“华北治安最大的一块癌”。

　　日本人想了不少法子来对付冀中，其中一个法子就是所谓“囚笼政策”。这是1939年9月任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来的。所谓“囚笼政策”，就是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封锁墙，从而形成网状“囚笼”。这么一来，我方人员活动就很不便了。日本人本来这个据点几百人，那个据点几十人，在大平原上一摆，也成不了气候，可利用交通线连成一气，就成了一步活棋。日本人是拼了命也想走活这步棋。1939年12月，父亲与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孙志远专门打电报给八路军总部，一向很沉得住气的父亲，这次也少见地表现出焦虑说，“绝不能让敌修成”，否则“将造成坚持游击战争的极端困难局面”。接到这封电报，朱德、彭德怀、左权等八路军领导十分重视，他们最后集思广益，觉得小打小闹已不能解决问题，应该各军区、各部队联合起来大干一场，彻底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这就有了后来1940年8月的“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的起因，竟与我父亲的一封告急电报有关。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冀中斗争的残酷。